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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们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已痊愈的人留在维雷特，伊戈尔医生却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们害怕的是，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这个小巧而迷人的首都，有钱的疯子不够多，不足以支撑这座现代而又花费高昂的医院。而且，公共医疗系统也有一流的精神病院，因此面对精神病人的市场争夺，维雷特并不占任何优势。股东们将军营改装成精神病院的时候，是准备把受过战争伤害的男女作为目标人群的。但是与南斯拉夫的战争很快便结束了。股东们孤掷一注，他们觉得战火很快会重燃，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表明，战争的确会造成精神创伤，但紧张、郁闷、遗传疾病、孤独与遗弃导致的精神病人数目更多。当集体必须面对一个大问题，比如战争爆发、通货膨胀、瘟疫蔓延，自杀现象会有小规模上升，然而罹患抑郁、妄想症及精神分裂的人数却大规模地下降。待问题解决之后，一切指数才回归正常，因此伊戈尔医生认为，只有人有条件去疯的时候，人才舍得去疯。
他眼前还有一份加拿大的研究报告，该国刚刚被一家美国杂志评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伊戈尔医生读到这样一段话：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各年龄层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比率为：
15－34岁，40％
35－54岁，33％
55－64岁，20％
统计表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罹患某种精神疾病。
每八位加拿大人中有一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曾因为精神疾病接受治疗。
“那里的行情真好，比这里好多了。”他想，“人越是可以生活得幸福，便越发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研究了几个病例，仔细地权衡着哪些可以与医生顾问团分担，哪些可以独自处理。等他做完一切之后，天光已经大亮了，他熄了灯。
然后，他接待了第一位来访者—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女患者的母亲。
“我是维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寻思着是不是应该告诉她实话，免得她胡乱猜疑，因为他也有个叫这名字的女儿，但他还是决定保持沉默。
“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了，“我们还得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知道维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女人坐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很爱她。为了让她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们可以牺牲一切。尽管我们夫妻之间有些问题，但我们尽力保持家庭的完整，面对不幸也要撑下去，我们在这方面堪称榜样。她有一个好工作，也不丑，但是即便这样—”
“即便这样，她还是想自杀。”伊戈尔医生打断了她，“不要吃惊，夫人，就是这样。人们不懂幸福。要是您愿意，我可以给你看看加拿大的统计数字。”
“加拿大？”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伊戈尔医生成功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然后接着说：
“好吧，夫人您来这里不是想知道您女儿的病情，而是不想继续为她自杀这件事自责。她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她是个成熟而有阅历的女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能够自己作出选择。这和您的婚姻或者您与您丈夫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自己生活几年了？”
“六年了。”
“您看到了？她从头到脚都是个独立女性。不过，因为一位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他的名字您肯定听过—曾写过一些文章，分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病态关系，所以直到今天，无论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人都会自怨自艾。儿子成了杀人犯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印度人是这么想的吗？请回答。”
“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回答，医生的话让她越听越惊。可能他也被自己的患者传染了吧。
“我来替您回答。”伊戈尔医生说，“印度人认为这是杀人犯自己的责任，不是社会的，不是父母的，更不是祖先的。因为儿子吸了毒或者杀了人，日本人就会自杀吗？答案还是一样的：不会！日本人自杀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一天我曾读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日本青年因为通不过大学入学考试，居然自杀了。”
“我能和我女儿谈话吗？”女人问，她显然对日本人、印度人或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兴趣。
“马上，马上。”伊戈尔说，因为她打断了他的话，显得有些恼怒，“但那之前我希望您能明白一件事，除了一些极其严重的病例之外，人们疯了是因为他们想脱离常规。您明白吗？”
“非常明白，”她回答道，“如果医生您认为我没法照顾我的女儿，您尽可以放心：我从来不曾改变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