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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买一个新的钥匙链。”伊戈尔医生一边想，一边打开了他那位于维雷特的小诊疗室的门。旧的那个摔碎了，装饰用的小徽章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俯身捡起它。这个徽章是卢布尔雅那的标志，该怎么办呢？最好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找人重新镶一下，做一个新的皮环就行了；或者可以送给他的孙子玩儿。这两个选择听上去仿佛都很可笑，钥匙链本来也不值什么钱，他孙子对徽章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小子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玩儿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把它扔掉，而是放在兜里，想以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因此，他是疯人院的院长，而不是病人，因为作决定时他总会瞻前顾后。
他开了灯。冬天越来越长，天亮得越来越晚。缺乏阳光、环境改变和离异是抑郁症患者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着春天快点到来，这样一大半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他看了一眼日程。他需要研究一些治疗方案，使爱德华不至饿死。精神分裂让一切无法预料，他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不吃了。伊戈尔医生给他开了营养液，但这可不是长久之计。爱德华二十八岁，本是身强力壮的人，但就算打了营养液，他也会衰弱下去，最终骨瘦如柴。
爱德华的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知名的大使，九十年代初与南斯拉夫艰难谈判的代表之一。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工作多年，有人中伤他，说他曾为敌人效劳，但他依然留在外交使团，只是这次改换了代表的国家。这是个有权有势，人人畏惧的人。
伊戈尔医生担忧了一会儿，就像刚才担心那钥匙链一样，但是不久他便放宽了心：对于大使来说，儿子的外表好不好看没什么关系，反正他又不打算带他去参加正式的聚会，也不想让儿子陪着去他作为政府代表需要驻守的国度。爱德华会待在维雷特，永远不会离开，或者，至少在他父亲赚取高薪的这段时间，会留在这里。
伊戈尔决定撤掉营养针，让爱德华更衰弱一点儿，直到他自己产生吃饭的欲望。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会写一份报告，把责任推到维雷特领导的医生顾问团上。“如果你不想万劫不复，那就一定要学会分担责任。”这是他父亲教他的。他也是位医生，有几个病人死在他手里，但是当局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开完爱德华的停药处方，伊戈尔医生转而处理下一个病例：报告说，泽蒂卡·门德尔的疗程已经结束，随时可以出院。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证实。对于医生来说，如果在维雷特治疗过的病人家属投诉病没治好，那可真糟透了。但这种事却屡见不鲜—在精神病院待过一阵儿后，病人很少能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这不是维雷特的责任。也不是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其他精神病院的责任，不管在哪儿，这种适应问题都一样存在。正如监狱从来不能把罪犯改造好而只能教他们犯更多的罪一样，在精神病院里，病人习惯了一个非真实的世界，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样，出路便只剩下一条：彻底治好疯病。伊戈尔医生殚精竭虑地撰写着一篇会改变整个精神病学界的论文。精神病院里，暂时性的病人与无法治愈的病人同处一室，社会性退化从此开始。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那个叫泽蒂卡·门德尔的女人一定会再回到疯人院，不过这一次是出于自愿，她抱怨的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这样做只是为了和这些人在一起，因为她觉得他们比外面的人更理解她。
不过，一旦他发现了类矾，即他认为的疯癫的罪魁祸首，他将会青史留名，斯洛文尼亚也将天下闻名。就在这个星期，一个机会从天而降，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的女人。就算给他一座金山，他也不会把这个机会拱手相让。
伊戈尔医生很开心。尽管由于经济原因，他不得不采用医学界唾弃的治疗方法，比如胰岛素休克法，但也正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维雷特的治疗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他不但有时间有条件研究类矾，而且还拥有老板的支持，使得博爱会这个团体在疯人院存在下去。维雷特的股东容忍了它的存在—请注意，是容忍，而不是鼓励，允许这群人在治愈之后继续留院。股东们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病愈者自己选择何时回归社会。一群人如同住旅店一样留在了维雷特，与意气相投的人组成了俱乐部一般的团体。这样，伊戈尔医生让疯子与正常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了避免退化，不让疯子对已治愈的患者产生消极的影响，所有博爱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出维雷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