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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具有探索与立异精神的哲学军事家
杜鲁门: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三军总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合以往中国经历的战争的特点:其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其二,这是一场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它不合于国内的人民战争,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据地,筹粮、筹款便利,信息灵通,攻退自如,这些优势在朝鲜战场上都没有了。而美国,一直没有在本土上打过仗,在异国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三,这是一场与世界老大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美军是一支钢铁攒成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铁流滚滚。最可怕的,他还有100多枚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子弹。不要说中国,就是那时的老大哥苏联,就是斯大林,也是尽量避免与美国交手。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哪个敢打美国啊!
可见,在那时条件下,敢和美国较量已属难能可贵,而敢打并能打而胜之,它的军事奇妙又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呢?
这里面需要总结和挖掘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不单我军一直研究,就连我们的敌手美队,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57岁,几十年的战争经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领导军事和指挥战争正处于最炉火纯青、最成熟的阶段,展示了高超的战争领导艺术。
一、不做办不到的事:具有立异性的战争指导原则。一生擅长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长不做事――那就是绝不做办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原则上,就很是显明地看出这一特点。在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为抗美援朝制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针,他在10月21日给彭德怀德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做办不到的事”,并强调,“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一点,成为志愿军具有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为什么这个“不做办不到的事”成为这场战争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呢?笔者理解,这正是在中美军队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畏强敌,藐视强敌,向来是在面对威胁时作出的反应,但在与敌手过招时,恰恰相反,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事。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指导原则很是精妙地反应了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是哲学的精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条件下,“不做办不到的事”,就是最好的实事求是,就是从战争实际解缆而得出的最好的战争指导原则。
2、制定“突然性”的作战方针:初战胜利之关键。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作为统帅的是昼思夜想、竭尽心思,屡次起草电报,制定作战计划,发往朝鲜战场。在10月21日凌晨不到1个半小时内,连续起草、发出了3封电报,修改作战方针,指导作战。在致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为这次战役明确了作战方针,在电报中称一定要“利用仇敌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成为志愿军初战制胜的关键,是不成替代的高招,美英等国的军事家将此举称为“今世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要出兵,事先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警告,并且是屡次警告,可杜鲁门、麦克阿瑟们就是不听。“兵者,诡道也”,你既然不信,就充分利用你这个不信,出其不料,攻其不备――采纳秘密出兵的体例打你。于是,依照主席的要求,26万中队悄悄度过了鸭绿江,开赴了朝鲜战场。那时,仇敌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地面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可就是没有发现中队的蛛丝马迹。可以说,这么大规模的军力调动,美国人竟然没有侦察到。那时致电各中央局说明此事,说我们采纳秘密出兵的体例,“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我们参战十几天,也不在报纸上发消息,直到11月7日,新华社才首次报导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队”参战的消息,也只是轻描淡写,不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对作战战报,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要求。他在11月5日指示彭德怀:“为了迷惑仇敌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颁发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战报”。到11月18日,又专门致信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在一起说。”直到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朝鲜战局获得了根本扭转,才于12月5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及出兵作战的消息。可见,这种“突然性”,成为联合与志愿军交手首战失败的主要因素。正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说的:“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这也正是过后美国人一直感到恼闷的重要理由――为什么就不听听中国人的话呢?正因为这样,在越南战争中,傍边国再说什么话的时候,美国人就认真了,不让他过北纬17度线,他就不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