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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们对这口信心领神会，这姑娘已被判了死刑，还是与她保持距离吧。不过，没人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维罗妮卡居然为了活下去而开始奋斗，虽然只有两个人肯靠近她，一个是泽蒂卡，明天她就要离开这里；另一位就是爱德华。
玛丽想和爱德华谈谈，他总是尊敬地听她教导。这孩子难道不知道他正在把维罗妮卡拉回这个世界吗？对于一位没有任何希望得救的人，难道这不是最悲惨的事吗？她曾考虑过一千种解释这件事的可能方法，每一种都会让他陷入深深的内疚，这可不是她想去做的。玛丽思索了一阵，决定由着事态失控下去。她已经不做律师了，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她不愿意制订新的行为准则，不想成为坏的典型。
但是，维罗妮卡的存在触动了很多人，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一次博爱会聚会时，有人给出了如下解释：在维雷特，死亡总是突然而至，甚至不给人思考的机会；或者缠绵病榻多时之后再死，而这时，死亡往往是一种解脱。
然而维罗妮卡的情况却更戏剧化，因为她很年轻，她想活下去，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些人会问自己：“要是我也摊上这事呢？如果说我现在拥有一个机会，我好好利用了吗？”
一些人不在乎答案；他们很早便放弃了，早已属于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死亡，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另一些人却被迫思考，玛丽就是其中之一。
维罗妮卡稍稍停下弹奏，她看到玛丽在外面，大冷的天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难道她想自杀吗？
不会的。想自杀的人是我。
她又开始弹起琴来。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全心全意地弹琴。想什么时候弹便什么时候弹，想弹多久便弹多久。即便全部观众只是一个疯子，她也全然不在意。他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玛丽从来没想过自杀。恰恰相反，五年前她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讲述萨尔瓦多人民疾苦的片子，看得她惊恐万分，明白了自己的生活有多么重要。那时，她的子女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她决定放弃让人厌烦的、无休无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人道主义事业。那一阵内战的传闻甚嚣尘上，但是玛丽不信，二十世纪末，欧共体不可能任战火燃烧在家门之内。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人间地狱举目皆是。萨尔瓦多正是这样的一个人间地狱，那里的孩子在街上流浪，忍饥挨饿，甚至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丈夫说，他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上。
他点了点头。
玛丽推迟了一段时间才作出决定，也许该向丈夫坦白了。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可以提供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家庭、工作、优秀的子女、舒适、娱乐、才学。为什么不为别人做些事呢？玛丽在红十字会有熟人，她知道很多地方正绝望地等待着志愿者的到来。
她厌倦了繁文缛节，厌倦了装腔作势，很多人经年累月解决一个不是自己造成的问题，她想帮忙，但又无能为力。而在红十字会工作，效果却立竿见影。
她决定一等电影结束，便请丈夫去喝咖啡，和他谈谈这个问题。
银幕上出现了一位萨尔瓦多的官员，正冷漠地辩解着某个不公现象。突然之间，玛丽感觉到心脏跳得很快。
她宽慰自己，这不算什么。也许电影院里空气不足，造成了窒息。如果症状持续，她会去休息室透透气。
然而，大屏幕上惨剧却一件件接踵而来，她的心也越跳越快，甚至冒起了冷汗。
她吓坏了，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上，看看是否能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但她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剧情，画面不停变动，字幕依然清晰可见，而她却仿佛踏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那属于一个她从未涉足的世界，一切都是如此陌生。
“我很难受。”她对丈夫说。
她原本不想说出这句话，她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这话一旦说出，便意味着承认自己有些不对劲儿。但是显然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们出去。”他这样回答。
他握住妻子的手，想扶她起身。那手冰凉冰凉的。
“我没法出去。告诉我这到底怎么了。”
丈夫吓坏了。玛丽的脸上全是汗水，眼睛里的神采与往日不同。
“别紧张。我出去请个医生来。”
她绝望了。他的话没错，可是所有的一切—影院、昏暗的阴影、并排观影的人们，仿佛是种威胁。她确信自己还活着，甚至可以触摸到周围的生命，仿佛那是固体一般。而从前，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