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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病房的路上，她看到墙上挂着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拍的是卢布尔雅那的中心广场，那时普列舍仁的雕像还没安放在那里，可能是个星期天，人们在广场上散步。她看了下照片的日期，是一九一○年的夏天。
一九一○年的夏天，这些子孙皆已亡故的人，将生命的一刻定格于此。女人拖着沉重的长裙，男人无一例外地戴着帽子，拄着手杖，系着领带（或者彩布条，疯子们都这样说），套着鞋罩，胳膊上挂着一把雨伞。
天不热吗？那时的温度和现在的夏天差不多，阴凉的地方大概三十五度。如果来了一个穿着短裤和衬衫等凉爽服装的英国人，这些人会怎么想？
“一个疯子。”
她完全明白伊戈尔医生的话。同样地，她明白自己的生命里拥有爱、柔情与保护，但她缺少一样把这所有的一切变成幸福的东西：她应该更疯狂一下。
不管怎样，她的父母都会爱她，但她却不敢为了梦想而拼搏，因为她怕伤害他们。那个梦想深埋在她的记忆深处，尽管一场音乐会或一张偶然听到的唱片会将它唤醒。然而，每次从梦想中苏醒，挫败感便愈加强烈，她别无他法，只能再次催眠梦想。
孩提时代，维罗妮卡便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的愿望，那便是成为一位钢琴家。
十二岁时第一节钢琴课上，她便感受到了这一点。老师也察觉到了她的天赋，鼓励她走职业道路。一次钢琴比赛她获了奖，兴高采烈地对母亲说她准备抛弃一切，一心成为钢琴家。母亲温柔地看着她，回答道：“亲爱的，没有人能靠弹钢琴活着。”
“那你还送我上钢琴课？”
“那是为了让你多才多艺，这样就行了。丈夫们喜欢这样的妻子，在宴会上你可以盖过其他人。忘了当钢琴家这件事吧，去学法律，这才是你未来的职业。”
维罗妮卡按照母亲的要求做了，显然母亲的经验更老到，知道什么是现实。她上完中学，考入大学，文凭拿到了，分数也很高，但却只在图书馆找了份工作。
“我应该更疯狂一些。”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明白得太晚了。
她转身继续行路，这时一个人抓住了她的胳膊。刚打的强效镇静剂尚在她的血脉中流淌，因此，当精神分裂症患者爱德华轻轻拉着她朝相反方向，也就是活动室那边走时，她没有任何反抗。
天上依然是那弯新月，维罗妮卡坐在钢琴前，这是爱德华无言的要求，此时她听到饭厅有声音传出。有个操外国口音的人正说着什么，维罗妮卡不记得维雷特有什么人操这种口音。
“爱德华，我不想弹钢琴。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旁边的人在说什么，那个男人是谁。”
爱德华笑了，也许她说的话他一个字都不明白。不过，她想起了伊戈尔医生的话：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在他们自认的现实里自由进出。
“我要死了，”她接着说，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话，“今天，死神的翅膀轻拂过我的面颊，明天或是后天，也许他就会来敲我的门。你可不能养成每晚都听我弹钢琴的习惯。
“爱德华，人不能惯自己的毛病。你看看我吧：我再一次喜欢上了太阳、山川，还有麻烦事。生活缺少意义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我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想再一次看看卢布尔雅那的广场，再一次体验爱与恨、绝望与烦闷，再一次感受日常生活的简单与琐碎，这些也正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如果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还想当个疯子，因为所有人都是疯子。糟糕的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对别人的发号施令乐此不疲。
“但这是不可以的，你明白吗？同样，你不能整天盼着夜晚的来临，等着我为你弹琴，这一切都不长久。我和你的世界都到了尽头。”
她站起来，温柔地抚摸着那小伙子的脸，然后走到饭厅。
她打开门，注意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饭桌和椅子都被推到了墙边，饭厅中央空出了一块地方。博爱会的成员坐在地板上，正听着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士演讲。
“这样，他们邀请了苏菲派的大师纳斯鲁汀来做讲座。”他说。
门开了，所有的眼睛都看着维罗妮卡。穿西装的男士转身对她说：
“请坐。”
她坐在地上，身边是玛丽，那位银发女士，两人初次见面时，她简直凶恶极了。而这次却出乎她的意料，玛丽居然笑着欢迎她。
穿西装的男士继续说：
“纳斯鲁汀把讲座定在两点，那真是场盛会：一千张门票很快售卖一空，另有六百人守候在会场外面，看闭路电视直播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