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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医生发现了利比多，一种催生性欲的化学反应，但是至今尚无一个实验室将其成功分离。类矾也是一样，这是一种当人处于恐惧状态时从器官中析出的物质，现代的光谱测试根本无从察觉。但其味道却很容易识别，它既不甜也不咸，而是苦的。它的发现者—尽管还未被承认—伊戈尔医生用一种毒药的名字为其命名。过去，当皇帝、国王或各种情人想永远地摆脱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用得着它。有皇帝与国王的时代真美好！那个时代，生与死都是浪漫的。杀人者邀请受害人共进晚餐，侍者端着两只美丽的杯子走了进来，其中的一杯酒里掺进了矾，受害人的行为让人多么激动啊！他拿起杯子，或甜言蜜语，或恶声恶气，将那毒酒当作琼浆般一饮而尽，然后他惊讶地望着主人，横死在地板上。
今天，这种毒药由于价格昂贵难以获得，早已被更安全的毁灭手段替代，比如手枪、细菌，等等。伊戈尔医生是个天性浪漫的人，他救活了这个几乎被大家遗忘的名字，用它给他诊断出的精神疾病命名。这个发现会震惊世界。
奇怪的是，没有人说过类矾会致人死命，尽管大多数染毒者可以辨认出它的味道，他们说中毒的过程就像苦病发作。所有人的身体中都有苦病存在，只是分量不同而已，正如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结核杆菌一样。不过当人脆弱时，这两种病才会发作。当人害怕所谓的“现实”时，苦病的发作便有了土壤。
有些人一心想建立一个外部威胁进入不了的世界，因此严防死守外部的一切，比如陌生的地方或不同的体验，而内心却不设防。这样，苦病从里面开始作恶，直至沉疴难起。
苦病（或类矾，伊戈尔医生更喜欢这个名字）的侵袭对象是意志。被病魔击倒的人渐渐地失去了渴望，不出几年便再也不肯走出自己的世界，因为他们费了千辛万苦才构筑了心灵的堡垒，那里有他希望的现实。
为了不受外界打击，他们还限制着内心的成长。他们依然上班、看电视、抱怨交通、生儿育女，但却机械地做着这一切，内心激不起半点涟漪，因为这一切都在控制下。
苦病的最大问题在于所有的感情，恨也好，爱也好，绝望也罢，激动也罢，好奇也罢，都再也不会表现出来。过上一段时间，苦病患者将不会有任何渴望。他们既不想活，也不想死。这便是问题所在。
因此，对于苦病患者来说，英雄与疯子同样迷人：他们对生或死都不感到恐惧。面对危险，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都表现得毫不在乎，他们不管旁人如何评说，一心勇往直前。疯子自杀了，英雄为了理想牺牲了自己，这两类人死去了，而很多夜晚、很多白日，苦病患者却可以去评说这两种人的荒谬或荣耀。这是唯一的瞬间，苦病患者有了力量，跳上了自卫的堡垒，开眼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过一会儿，他的腿累了，手乏了，便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慢性苦病患者每星期只有一次机会能发现自己的病，那就是在周日的下午。那天，他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杂事来舒缓病症，他开始察觉有样东西不太对头，因为那天下午太平静了，就像地狱一般，时间仿佛停滞不前，而他却愤懑莫名，随时都可能爆发。
但周一来临了。苦病患者马上把病症忘得一干二净，尽管他咒骂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抱怨说周末过得太快。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个病的唯一优点在于它已经变成了规则，因此无需入院治疗，当然已经开始影响其他人的重症患者除外。大部分的苦病患者可以留在外面，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自己周围构筑的堡垒让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尽管表面看来，他们正积极地参与社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发现了利比多，找到了治疗由它导致的病症的方法，并因此发明了心理分析。伊戈尔医生发现了类矾的存在，但他还需要证明，类矾的治疗也是可能的。他也想青史留名，尽管从不去想为了这个理念他将要面对多少困难，因为“正常人”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病人”却兴旺了疯人院、实验室、研讨会，等等。
“我知道现在世人不会承认我的成果。”他对自己说，对自己不为人理解颇感自豪。这是天才应该付出的代价。
“先生您怎么了？”躺在他眼前的姑娘问，“您仿佛进入了您病人的世界。”
对这句不敬的评论，伊戈尔医生不置可否。
“你可以走了。”他说。
维罗妮卡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伊戈尔医生把灯打开了，可是每天清晨他都这样做。走到走廊时，她看到了月亮，才发觉自己比想象中睡了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