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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祇，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乓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1，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