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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假使这份资料是真的呢？”
薛里顿面露悲哀地又拿了一块胡桃派，然后说：“真的？俄国人打不了仗？他们什么预算都遭到削减，而且莫斯科的那些小丑压根儿不清楚事情真的糟到什么地步，因为在现场的那些人一天到晚都在欺骗他们，好让他们有机会赢得金表和鱼子酱？你认为那就是实情吗？”他吃了一大口，但是这一口并没有改变他面部的轮廓。“你想他们不会作比较吗？”他又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主张民主选举的尼安德塔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只要看一看苏联怎样，大抵上就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苏联那一边若是病入膏肓了，就代表我们这一边也差不多了。这种情形，那些大人物不喜欢，那些厂商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摇了摇头表示不以为然。“听到那些俄国人没法拿粪做固体燃料？听到他们的火箭引擎不但不能喷火，反而会把东西吸进去？听到他们的早期警报系统所发生的错误比我们的还严重？他们的重装备就连他们自己的狗屋都出不去？还有，我们的情报单位所作的评估夸张到什么样荒唐的地步？你想，他们会怎么想？”他把对那些大人物的厌恶之情完完全全地表露了出来。“如果你必须竞争的对象只是你自己，试问，你又如何去推销你的军备竞赛？蓝鸟是一项要命的情报。有多少领高薪的宝贝专家们会因此而丢掉饭碗，那就全看蓝鸟的了。你要真相，这就是真相。”
“那么你为什么要死抱着不放？”我反驳他，“如果这是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那为何还要继续？”突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老帕尔弗莱是不常打断人家的话，使每个人转而带着惊讶的眼光看着他的。自然，这并不是我有意这么做，但是奈德、鲍勃，还有克莱福都死瞪着我，就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理智；而薛里顿的手下（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在场的一共有两个人）也自动地放下了刀叉，自动地在他们的餐巾上擦着手指。
只有薛里顿好像是没听到一样。他已经认定了一点儿奶酪对他没有什么妨碍。他把手推餐车拉向他这边，并且郁闷地检视着车上的食物，但是我们没有一人能够想像得出那片奶酪正是他的心结。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在拖延时间，心中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回答，要如何回答。
“哈瑞，”他很小心地开口了，似乎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一块丹麦点心，“哈瑞，我对上帝发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献身于和平及博爱的人。我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去吓阻五角大楼那些爱吵架的人，让他们不再去告诉美国总统二十只兔子就等于一只老虎，或是在港口两英里以外的每一艘渔船都可能是曳行的苏联潜艇。我也不希望再听到什么在地上挖防空洞以逃避核战争等的狗屁话。我是主张开放政策的人，哈瑞，我对自己又比以往更清楚了一些。我生来就是一个开放政策者，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是开放政策者。对我来讲，开放政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要我的子女能够活得好好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你也会喜欢的。”
“我还不知道你有小孩呢！”奈德说。
“这是打个比方。”薛里顿说。
但是，如果你把薛里顿的外表包装给撕开，你就可以觉察得出他是要把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向我们表白。奈德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得到。如果克莱福感觉不出来，那是因为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真诚，很少在他的话语里表露出来，而他一向所说的话也不是故意要隐藏真情，只是因一向只传达意思而无从表现，但是自从在伦敦经历那段激烈竞争之后，一种崭新而不可抑制的谦恭已融入他的言谈举止之中。行年五十的他，在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之后，用沃尔特的话来讲，罗素·薛里顿正要摆脱他中年生活的桎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喜欢他，但是，就在那一晚我开始喜欢他了。
“布莱迪很精明，”薛里顿打了一个呵欠，警告我们说，“他连草在生长的声音都听得到。”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剖析布莱迪，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得像鬼的人物。
你可以从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看到他的精明，也可以从他那坐得纹丝不动的坐姿上看得出来。论年岁，他身上的运动夹克远比他大。他一走进房间，你就知道他以不引人注目为乐。他年轻的助手也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并且也像他的主人一样，衣衫褴褛得很有格调。
“看起来你似乎是做了一件好事，巴雷，”布莱迪一边用他那轻快的南方口音开始说，一边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桌上，“你这一路来，有人向你道过谢吗？我是布莱迪，我已经老了，记不清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了。这位是史凯顿。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