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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群没有进包厢，因为他吃不准这事情的深浅。他只知道那个同学果然把龚厅长安排到包厢里去了。他在吧台那边和陪跳的小姐聊了一会。那个小姐知道他是老板的客人，不敢造次。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龚厅长出来了，问：“你刚才到哪去了？”邓一群说：“接了一个同学的电话，然后他过来，在外面聊了一会。”龚厅长说：“小县城也很开放啊。”邓一群说：“哪里都一样。”龚厅长说：“那个小姐唱歌唱得很好，我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听他那口气，是在说他只是同那个小姐唱歌了。邓一群也默认了，这种事情，只有天知地知了。
让邓一群感到高兴的是龚厅长接受了他的这次纯粹私人性质的吃请。有了这一次，后面就好办了。私人友谊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不论龚干了还是没干，他都要把这件事当成没有发生过一样。龚长庚这次接受他的请吃，也是出乎邓一群意料的。他是个很讲身份的人。邓一群请他之前，就已经讲清楚了，请吃的主人是他过去的一个同学。邓一群在酒桌上也没有介绍他是谁，只说是自己的领导。一切看起来仅仅像是一次很随意的吃请。
龚厅长后来很满意。
［79］
邓一群有空就回去看看他的母亲。
两个乡之间距离很近，来去方便。有时沟墩乡会有车子去，有时那边来车子，也有时是邓一群自己骑车回。骑车的那种感觉也不错。
老家的一切都很好，让他放心不少。
自从他到这个县里挂职之后，他家里人明显受益。他哥哥的厂子开得越来越像个样子了，如果说原来还只是一个作坊的话，那么现在真正有了工厂的样子。村里将原来的一个粮食加工厂的十多间厂房低价给了邓一彬。这里面自然是因着邓一群的关系。现在厂里已经招了有几十个工人。那些工人大都是村外的，邓一群告诉他千万不要招本村的，那样会有不少麻烦。工人有男有女，男工大都是已经成家立业的，女工相对年轻些。为了让老大的这个厂办好，邓一群没有少同乡里的那些领导喝酒。喝酒自然是乡里请他。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是没有能耐，你就得请他喝酒；你要是有能耐，他反过来会请你喝。邓一群就是属于那种有能耐的。
乡里的税务所连税收也少收成不少，他们都知道这个厂和邓一群的关系，正所谓“打狗看主人”。邓一群感觉到这个家需要他。不能想象，这个家庭没有他会是怎样。可以说，没有他邓一群，就不可能有邓一彬的今天。邓一彬好了，其他的人自然也会好。为他家人，他也必须努力地当官。
邓一群知道自己要怎样地努力。
邓一彬也有了些变化，讲话比原来有力量了。一个农民，如今成了老板。身份不一样，说话也就不一样了。邓一群感觉邓一彬的自我感觉很好。他去过他那个厂里的办公室，虽然很简陋，但它的确是个办公的地方。一间房子，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一张旧办公桌，上面散着几张过期的报纸，一部电话。邓一彬穿件旧西装（那是邓一群淘汰给他的），敞着领口，坐在旧木椅上。不时地有那么一两个工人（农民）进来，向他请示什么。邓一彬就粗声大气地说话，有时还会大动肝火，骂得那些进来的人狗血喷头。“这些人他妈的一点小事也做不了。”他对邓一群说。有钱了，身份就开始不一样，说话做事的方式也开始不一样。像他这样的，就叫农民企业家了，邓一群想。
除了中国，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企业家被冠以“农民”这样的字眼呢？农民，成了愚昧、贫穷的代名词。即使你是“企业家”也不行，你也还是农民。邓一群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他和哥哥身上的有些东西是比较像的。
嫂子刘正菊现在变得低眉顺眼，忍气吞声了。男人的力量强大了，女人自然就会弱下去。邓一群听他妈妈说，他们前一段日子经常吵架。邓一彬独揽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刘正红说邓一彬和外村的一个女人相好，经常给那个女人送钱，也不知是真是假。邓一群听说了默默。一个晚上，兄弟俩坐在屋里聊天，邓一群问他是否有这回事，邓一彬半天也不吭声，好久，说：“别听刘正菊的，哪有那样的事。”邓一群说：“男人么，有也是正常的，只不过不要影响家庭。”邓一彬说：“不会的。”邓一群就知道八成有，正应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
沟墩乡还是那个样子，争取到一些扶贫款后，开始修路。乡里到县上，五十华里。“要致富，先修路。”乡里的劳力全都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