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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身处炼狱，取代悲痛的是麻木，我转向父亲，“你什么时候……”他停下来，靠在墙边。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缘故，他看上去显得好老。
“我听见克雷格求救，我跑了出去，他让我打911，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看着我，我意识到，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四目相对。“我想喊醒你，詹妮，但是你和你奶奶都睡得很熟。”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试着理清思路。想象着伊莎贝拉在水里上下扑腾，挣扎着，这画面比恐怖电影还要吓人。
佩格婆婆伸出一只手给我，另一只手伸向克雷格。“杰克，过来和我们一起祈祷。”
伴随着哭泣声和低声耳语，他们为伊莎贝拉祈祷平安。我不禁想到，他们一定也为我的母亲这样祈祷过许多次，为我祈祷过。可还是改变不了我所剩无几的生命。
轮到我时，我并没有对祈祷抱有过多希望，从灵魂深处，只有最简单最诚挚的一个请求：求您怜悯。
之后，我们猜测着为什么伊莎贝拉会在湖里。父亲认为她一定是想最后一次在那个湖里游泳。佩格婆婆认为可能象征着洗礼，象征着进入新的生活。克雷格猜测也许是因为叛逆。
我很清楚，这些原因都不对。她还是很怕水，直到最近，我才说服她从淋浴改到浴缸泡澡。我猜想，会不会她孩子气地认为，我要把她送走是因为她犯了错误，作为惩罚，她逼着自己做最害怕的事情。
这种可能性让我心痛，但也是唯一我能想到的解释。
我们等了至少一个小时，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情况如何。父亲在走廊里拦下一名护士，她回答道：“要么抢救你孙女，要么向你解释，我们没有时间同时做两件事。”
父亲让她走了。
我坐在地上，抱着双膝。佩格婆婆摸着我的后背。“詹妮，过来和我坐吧，也不知道地上有多脏，想想看你的免疫力吧。”
“很好，”我嘟囔着，“我倒是希望染上点什么。”
穿着运动裤和尖头皮鞋，父亲看上去可笑极了，他来回踱步，一遍又一遍，在电视机和杂志架中间来回。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我受不了了，“你可不可以坐下来？”
他继续踱步，直接忽略了我。
我用手掌拍了拍空着的椅子。
佩格婆婆捏了捏我的肩膀，“詹妮，他也很痛心。”
克雷格把椅子拖过来，坐在我身边。“贝拉不会有事的。”他在我耳边轻身说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双眼红肿，并没有给我安慰，而是反射出我的恐惧。
“如果她能活下来，也全多亏了你。”我说。
他舔了下嘴唇，“不，我能听见她，是个奇迹。”
终于，走廊上一个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的男人出现了，我们望着他。“我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你还好吗？”
我用长发挡住肩膀上的血迹，“只是鼻血。”
“你需不需要……”
“请快点告诉我们。”我回答道。
他看上去一脸疲惫，拿了一把椅子在我们对面坐下。他用悲伤的眼睛看着我，“你是她母亲？”
我胃部一紧，“是的。”
“她是个漂亮的女孩。”
“请快点告诉我们。”我重复了一次。
像站在法庭里等待陪审团的宣判，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身体语言，当他的肩膀落下，我几乎快要哭出来。“她还没有死，但是快了，是不是？”我脱口而出。
他奇怪地看着我，“我们还不知道，当一个人进入昏迷状态之后，可能会是几个小时，也可能几年，甚至永远。我们也无法预言。”
父亲大声呐喊着，握着拳头的手指向天花板。“我还能承受多少？多少？”他一只手仍然握拳，垂在一边，另一只手盖在脸上。
医生平静地转向我，“我不敢说，我能理解你的痛苦，但是我也是个父亲，不过孩子们现在正在家里熟睡。”
“你以为。”
他质疑地看着我，“什么？”
“她当时也在床上，”我说，“安然无恙。”
他看上去很不自在，“很抱歉。”
“我们可以看看她吗？”佩格婆婆问道。
他忧心忡忡地看着她，“你的呼吸是否正常？”
她咳嗽了一声：“我很好。”
我留意到，佩格婆婆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我紧张地问她：“佩格婆婆，你身体还好吗？”
她没有回答我，直接回答了一声：“你们这里有氧气罐可以借给我吗？”
他靠近看了眼表盘，然后抬起头，“这罐空了有多久？”
她没有回答。
他摇了摇头，匆忙走出了房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问，“我们就在医院里。”
她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很愚蠢。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走了进来，拖着一个绿色的铁罐。叮叮当当几声，她帮我祖母换上新的氧气罐。
佩格婆婆换上氧气管，打开开关，深吸了一口气，咳嗽了几声，“啊，氧气，我真想你们。”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的脸色渐渐转好，“以后不许再这样了。”
护士拿起空氧气罐，“我也正打算这么说。”
佩格婆婆点点头，“我不会了，谢谢你。”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她吗？”我问。
护士看了眼走廊上的挂钟，然后对我说：“等一下，不过提前准备好，她可能看上去有些吓人，我们帮她带着呼吸器。”
我想象过数次自己在呼吸机上的样子，但是从来，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伊莎贝拉。不过至少她还活着，只要她还活着，我们就有希望。
“她有几成希望？”父亲问道。
里德医生走到走廊上，用口型对护士说了声谢谢，护士朝他点点头，离开了房间。“幸亏心肺复苏术抢救得及时，让她康复的几率增加了不少，但是说到底，我们也心里没数。”
“你会为她祈祷吗？”我问。
他有些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他也力不从心。
我怔怔地望着他，希望用我的意念能够让他同意为伊莎贝拉祈祷。虽然听上去很疯狂，但是我觉得如果加上他的祈祷，带上我们的祈祷，也许能够发生质变，也许能够产生奇迹。“如果是她，她会为你祈祷的。”
他看着地板。
心里冉起一阵怒气，眼前的这个男人，几分钟前表现得那么富有同情心，此刻却不肯为一个小女孩祈祷。
祖母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谢谢你的努力，里德医生。”
他从口袋里拿出双手，抬起头。“我会祈祷，”他说，“我会为她祈祷。”
佩格婆婆朝他微笑时，我发现她连假牙也没来得及戴，她好像也意识到了，赶紧把嘴巴合上。
每次只能两个人看望，佩格婆婆和我跟着医生首先走进了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这里比等候室还要明亮，四面八方传来铃声和信号声，真不知道病人在这里怎么能好好休息。我的目光快速掠过四周，在层层玻璃和数个护士里，寻找伊莎贝拉的身影。医生握住我的手臂。
我一惊。
他举起手，“对不起，我不是想吓你。走之前，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从急诊室里的资料看来，我大概知道了事故情况，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孩凌晨会在湖里游泳？”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不知道。”
他把脖子上的听诊器拿下来，挂在手上。“有没有可能她得了抑郁症？”
他的问题让我站不住脚，佩格婆婆的手臂环抱在我肩膀上，给我力量。“什么？她才五岁，难道你觉得她是故意溺水？”
他的脸红了，“儿科里，自杀很罕见，但是也是存在的。我不应该……”
“请你……”我说，实在无法再说下去，“带我们去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