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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女人躬下了身子。她的身体绑缚在床上，还插了管子，防止她把自己毁掉。这背离了她的意愿和自由意志。她的头从一侧摇向另一侧，眼睛里写满哀求，希望别人帮她把插管拔掉，让她安安静静地去死。“你太激动了。”那女人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后悔了，还是依然想死。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一点：我得尽到责任，当病人焦躁不安时，按照规章要求，我得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维罗妮卡停止了反抗，但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便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没有做梦，唯一记得的是刚刚看见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种全然冷漠的神情，这属于一些因为不得不做而去做事的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规章要求这样或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保罗·柯艾略知道了维罗妮卡的故事，那时他正在巴黎的一家阿尔及利亚餐厅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她也叫维罗妮卡，是维雷特负责人的女儿。
后来，他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为了不让读者搞混，他曾考虑过把女友的名字维罗妮卡改成别的。他曾想把这名字改成布拉斯卡、埃德维娜、玛丽耶茨基亚，或者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名字，但最后还是决定保留真实的名字。当提到作为他女友的维罗妮卡时，会称她为女友维罗妮卡。而提到另外一个维罗妮卡时，名字前则不需要添加任何修饰语，因为她是主人公，若是总读到“疯子维罗妮卡”或者“想自杀的维罗妮卡”，读者不烦才怪。其实，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女友维罗妮卡，在故事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也就在此章中出现而已。
女友维罗妮卡对她父亲的行为深感恐惧，这基于两层考虑：首先，他领导着一家希望获得世人尊重的机构；另外，他正在撰写的论文需要通过一家正规学术团体的审查。
“你知道‘庇护’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吗？”她这样问，“从中世纪来的，来源于人们可以在教堂这个神圣的处所避难的权利。庇护的权利，任何一位文明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我的父亲，疯人庇护所的院长，怎么会这样对待病患？”
保罗·柯艾略想了解全部细节，他对维罗妮卡的故事如此着迷，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
理由正是：他也住过疯人庇护所，或收容所—这个名字更为世人熟知。而且不仅住了一次，而是分别于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住了三次。他住的是埃依拉斯医生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
至于他住院的原因，直到今天连他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时而胆小如鼠，时而胆大包天的异常举止让父母伤透了脑筋；或许因为他想成为“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游离于社会边缘，并在贫贱中死去的最好方法。
每当他思及于此—这里得说一句，他极少想这件事—总觉得那个没检查出任何确实的症状便同意他入院的医生是个真正的疯子。（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人们总是倾向将责任推给外人，而且信誓旦旦地认为，当父母作出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保罗知道维罗妮卡留下一封奇怪的信时，他笑了。在那封写给媒体的信中，她抗议一家著名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的位置。
“谁也不会因此自杀。”
“所以，那封信没产生任何效果。”女友维罗妮卡强笑着说，“就在昨天，我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有人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个城市。”
这毫不稀奇，他想，就像很多外国人认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巴西的首都一样。
很多外国人愉快地跟他打招呼，向他讲述首都（其实那是邻国的）如何美丽。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之外，保罗·柯艾略和维罗妮卡还有一点相同，尽管上文已经提过，但此处不妨再说一次：他们都住过精神病院。“你就不应该从那儿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任妻子曾这样评论。
但是他出来了。最后一次从埃依拉斯医生卫生院出来时，他决心再也不回去了。他许下了两个誓言：第一，他会就这个题材写一本书；第二，父母离世之前，他不会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因为他不想伤害他们，很多年里二老都为自己曾做过的事自责不已。
一九九三年，他母亲去世了。而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时满了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得了肺气肿，尽管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忍受他怪癖的女佣而不得不吃冷冻食品，却依然活得好好的，而且身体硬朗，头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