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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妮卡记起来，自己听说过那场宴会，那可是城里的大事。古堡被修缮一新，布置得更符合游戏中设置的中世纪场景，而且参加宴会的记者有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而斯洛文尼亚人却连一张请柬都没有收到，所以本地媒体闹翻了天。《男人》的撰稿人是第一次来斯洛文尼亚，想必不是他自己掏钱，那段时间，怕是他只顾着逢迎其他记者，说一些自以为有趣的话，在城堡里白吃白喝。他计划写文章时用一个笑话开头，以博自己国家的酸腐文人一笑。而当地风俗如何不堪、斯洛文尼亚妇女的服饰如何难看的不实传闻，想必已然被他在编辑部中大肆宣扬了一番。
那是他的问题。维罗妮卡快死了，她担心的是别的，比如人死之后是否还有生命存在，她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等等。但即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她的决定实在是太重大了，那篇文章依然让她觉得不快。
她从修女院的窗户看着卢布尔雅那的小广场。如果他们连斯洛文尼亚都不知道，那卢布尔雅那就更是神秘之境了，她想，就像亚特兰蒂斯(传说中具有高度文明的岛屿，一万八千年前沉入大西洋底。)、利莫里亚(传说中沉入印度洋的一块大陆。)，以及其他负载了人类奇思妙想的业已消失的大陆一样。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没有人写文章时先问珠穆朗玛峰在哪里，哪怕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个重要刊物的记者却毫无羞耻地这样发问，因为他清楚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哪里。而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就更不为人所知了。
就这样，维罗妮卡找到了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十分钟过去了，她的身体机能仍未出现异常。她此生的最后一个行动是给那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斯洛文尼亚是从过去的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这封信将成为她的遗书。而真实死因，她却绝对不会给出答案。
人们发现她时会断定，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一份杂志不知道她的祖国在哪里。想到报纸上会争论不休，想到人们会支持或反对她为了捍卫国家荣誉而去自杀的行为，她便不禁偷笑。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她自己也觉得惊讶，几分钟前她的想法还正好相反，觉得世界和其他地理问题与她没有半点关系。
她写好了信。此刻她神清气爽，简直想改变自杀的想法了，不过她已经服了药，想回头也晚了。
从前，她也曾有过这般神清气爽的时刻，之所以自杀，不是因为悲伤、苦楚，或深陷沮丧而无法自拔。多少个午后，她曾快乐地漫步在卢布尔雅那的街上，或是从修女院的窗口望着雪花飘扬在小广场上，诗人的雕像正矗立在那里。一次，一个陌生男人在广场中心送了她一束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都快乐得仿佛在云端徜徉。
她相信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自杀的决定源自两个简单的理由，她相信如果她肯在遗书中详细说明，很多人会同意她的做法。
第一条理由：生命里的一切均一成不变，一旦青春消逝，一切都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衰老将留下无法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远去了。终于，活着不会为生命增光添彩，而刚好相反，受苦的可能却大大增加。
第二条理由更为哲学：维罗妮卡读报纸也看电视，她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一切都错乱了，而她却无法重整局势，这使她觉得自己很无能。
不久之后，她会经历人生的最后一种体验，这一次应该与过去不同：这是死亡的体验。她写好了那封信，就把那个问题丢在一旁，将心神集中在对于正在活着—或正在死亡—的人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问题上。
她想象着死亡是什么滋味，但却没有答案。
其实她并不用挂在心上，不出几分钟她就会知道了。
可到底需要几分钟呢？
她不清楚。不过她很高兴，因为她将知晓一个所有人都问过的问题的答案：“上帝是否存在？”
与很多人不同，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内心纠葛。旧日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官方教育声称生命将以死亡告终，对于这个观点她早已安之若素。但她的父母和祖父母一辈却常去教堂，祈祷、朝圣，虔诚地相信上帝正倾听着他们的话语。
二十四岁，在经历了可能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不是乏善可陈！—维罗妮卡几乎可以确信，死亡将终结一切。因此她选择了自杀，这是最后的自由，这是永远的忘却。
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一个疑问：上帝是否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将自杀变成了一种禁忌，一种针对所有宗教规范的抗争：人斗争是为了存活，而不是为了屈服。人类需要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就算爱情已经不复存在，夫妇二人依然需要一个理由生活在一起。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要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说真的，我并不相信—他会明白，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正是他创造了这片混沌，充斥着贫困、不义、贪念与孤独。他的本意很好，但是结果却不怎么样。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对于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的生灵，他应该宽容一点，甚至应该乞求我们的原谅，因为他竟逼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间。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说：“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没有不知道的事。”那么，在他把她安放于人间的一刻，他就应该知道，有一天她会自杀而死，因此他不会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
维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这感觉越来越强烈。
不过几分钟，她的注意力便无法集中在窗外的广场上了。她知道现在是冬天，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她知道其他的人依然活着。此刻一个小伙子经过她的窗前，看见了她，却一点都没意识到她正准备死去。一个玻利维亚乐队（玻利维亚在哪里？为什么杂志不问这个问题？）正在弗兰策·普列舍仁的雕像前演奏。这位伟大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深深地镌刻在人民的心底。
她还能不能听完这首从广场上传来的曲子呢？这将是她一生的美好记忆：日近黄昏，乐声悠扬，倾诉着世界另一端的梦想，房间温暖而舒适；那个相貌英俊、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路过这里，停下脚步，面对面地看着她。她知道药效正在发作，他会成为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
他对她微笑。她也报以微笑—反正她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向她挥挥手，而她却假装看着其他东西。真是的，这小伙子有些贪心了。他不知所措，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并永远地忘记窗子里的这张脸。
然而维罗妮卡很开心，因为人们再一次渴望着她。她自杀，不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也不是因为罹患不治之症。
就在卢布尔雅那的这个美丽的傍晚，玻利维亚乐手正在广场上演奏，一个青年在她窗前走过，而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令她开心的是她的眼睛尚能看，耳朵尚能听。更让她开心的是她不需要看着同样的事情发生三十、四十乃至五十年，那样，人生不但了无新意，更会变成一场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悲剧。
此刻她的胃开始翻江倒海，她感到很难受。真好笑！我原以为过量的安眠药会让我迅速入眠的。然而耳边只听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她想吐。
如果吐了，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心忘记绞痛，全神贯注地等着夜幕迅速降临。她挂念着玻利维亚人，和那些关上店门准备回家的人。然而耳中的噪音越来越尖厉，服下安眠药后维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一种对未知的极大的恐惧。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