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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