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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是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
他们超过一辆蓝色厢型车，车身上用活泼的字体漆着“汽车快递”，驾驶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
“后面是谁？”摆脱阻碍之后，史迈利问。
“佩特·拉斯提，以前是个猎人头的。那些家伙日子很不好过，乔治。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佩特签约加入罗得西亚70军队。杀了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难怪他们这么爱你。”
他们再次驶过格里高利耶夫的房子。另一扇窗户里亮起灯光。
“格里高里耶夫很早就上床睡觉。”托比有些敬畏地说。
一辆挂着苏黎世领事馆车牌的礼车停在他们前面。驾驶座上，司机正捧读一本平装本的书。
“那是加拿大比尔。”托比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离开家，右转，会经过佩特·拉斯提。左转，会经过加拿大比尔。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有警觉性。”
“在我们后面的是谁？”
“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们。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了。”
浓雾避人耳目，让他们的前进无声无息。他们驶下一个缓坡，经过右手边的英国大使官邸，看见大使的劳斯莱斯停在车道上。这条路弯向左边，托比顺路而行。就在转弯时，后面的车子赶过他们，以车头灯为他们照亮前方。在车灯的光束中，史迈利发现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条林木蔽隐的死巷，尽头矗立着两扇紧闭的大门，一小群人在门内戒护。
“欢迎莅临苏联大使馆，乔治。”托比非常小声地说，“二十四个外交官，五十个其他阶级的工作人员——密码翻译员、打字员，和一些非常差劲的驾驶员，全部都是本国直接派遣。贸易代表处在另一栋建筑，史崔任纳克街十七号。格里高利耶夫常到那里去。在波恩，我们也盯上了塔斯和诺佛斯帝，这两个混混应该是主流派的。主要的驻处在日内瓦，以联合国为掩护，总数高达两百人。这里只算是余兴节目：总共就是十二或十五个人，还在扩编，但速度很慢。领事馆就在大使馆后面。你必须穿过围篱上的门，活像间鸦片馆或妓院。他们在那条通道上装了闭路电视摄影机，等候室里也有扫描机。试着申请一次签证看看！”
“我想我还是躲远一点，谢谢了。”史迈利说，托比露出罕见的笑容。“大使馆的领地。”托比说，车头灯照过向右倾斜而下的树林，“这是格里高利耶娃玩排球、给孩子们政治教育的地方。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大使馆的幼儿园，教室，乒乓球俱乐部，女子羽毛球室——都是那个女人一手包办。别管我说的话，听听看我那些小伙子们怎么说她。”他们转出死巷时，史迈利瞥见转角楼顶上的窗户里，一盏灯熄了，接着又亮起来。
“那是保利·史柯戴诺在说：‘欢迎莅临波恩。’”托比说，“上个礼拜，我们想办法租下顶楼。保利是路透社的特派记者。我们甚至还帮他伪造了一张记者证。还有电报卡，所有的东西。”
托比在桑帕拉特兹附近停下车。一座现代的钟楼敲了十一下。纤柔的雪花飘下，但夜雾并未散去。两人好半晌都没开口。
“今天是上个星期的翻版，上个星期则是再上一个星期的翻版，乔治。”托比说，“每个星期四都一样。下班之后，他把奔驰开到修车厂，加满油，检查电池，要求收据，然后回家。六点钟过后不久，一辆大使馆的车抵达他家门口，下车的是克拉斯基，周四定期从莫斯科来的信差。独自一人。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专业。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他无论到哪里都和伙伴波格达诺夫结伴而行。一起搭飞机，一起送东西，一起吃饭。但拜访格里高利耶夫，克拉斯基打破惯例，独自前往。他会停留半个小时，然后离开。为什么？对信差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做法，乔治。很危险，如果他没有后台的话，相信我。”
“你们对格里高利耶夫的了解呢，托比？”史迈利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托比用张开的手掌，比了个刺枪的手势。“格里高利耶夫是个受过训练的恶棍，不是吗，乔治？没有贸易专长，彻头彻尾是个大麻烦。他也不是名门正派，是半路出家，乔治。”
基洛夫也是，史迈利想。
“你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住他吗？”史迈利问。
“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银行，假身份，甚至小娜塔莎——技术上来说，我们有一手王牌。”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宰了他？”
在黑暗中，托比的手掌又比了个刺枪的手势。
“宰人，乔治，总是要碰点运气，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马上为国捐躯。其他人则翻来覆去满口谎言，但一被扣押就完全不同了。宰割，反而会让某些人更顽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史迈利说。他再次想起德里，那张静默的面孔透过香烟的云雾凝望着他。
“放轻松，乔治，好吗？你应该常常歇歇腿。”
“晚安。”史迈利说。
他搭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市中心。抵达丽景时，已然大雪纷飞。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黄色的灯光中飘舞、破碎，太过潮湿，无法驻留。他把闹钟设定在七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