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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受，我们能提供的他已经一应俱全。他说，他老婆总爱数落人，在办公室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实在很无趣。他的情妇是个年纪轻轻的傻姑娘，跟她待上一个小时之后，他宁愿去打台球，也不愿再跟她说话。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情报部给出的标准动机全都给我划掉了，我还在不断地自问。
与此同时，耶日还在不断地往我们的保险柜里装东西。他把自己的情报部门翻了个底朝天，就像海顿出卖我们的部门一样。莫斯科中心要是给他下达什么命令，等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他才把命令转达给下属。他会把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材料都拍下来；他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连我都极力恳求他别那么干。他很马虎大意，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也跟他断然否定的基督一样，想在公共场合葬送自己的性命。他之所以没有引起怀疑，完全是由于他毫不懈怠的工作效率——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称作他的掩护工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因为那就是他谨慎平衡各方力量时的阴暗面：上帝保佑那些被请到耶日那里主动坦白的西方情报员吧，不管他们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指挥耶日的五年时间里，他好像只有一次无意中透露出了我在寻找的答案。他厌倦得要命。当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成员国情报主管会议，正忙着对付那些谴责他的波兰情报处太残忍、太腐化的指控。我们在西柏林见了面，地点是库达姆大街上一家专为高级人士服务的膳宿公寓。他真是个疲惫不堪的刑讯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一边回答着我关于他最近提供的一批材料的后续事宜。他的眼睛都是通红的。我们谈完之后，他要了一杯威士忌，接着又是一杯。“没有危险就不是生活，”他说着把另外三个胶卷扔到了床罩上，“没有危险就跟死了一样。”他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棕色手绢，仔细地擦了擦他的那张胖脸。“没有危险，你最好就待在家里抱孩子得了。”
我宁可相信他说的并不是危险本身。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一种感觉，他很害怕自己一旦丧失了感觉，就没法再生存下去了——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乐于给别人灌输这种感觉的原因。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瞥见了他的理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打破自己行当里的每一条纪律，跟我一块坐在房间里。在他这个年纪，生命似乎已开始凋萎，他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精神保持鲜活。
当天晚上，我和斯黛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了晚饭，那地方离我和耶日碰头的膳宿公寓步行只要十分钟。我想法子从她在慕尼黑的一个妹妹那里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她还是那么高挑、那么美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而且她努力要让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哦，内德，生活太完美了。她跟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生活在一起，不过他已经不算年轻了——不过瞧瞧我们自己吧，我们也都不年轻了——他聪慧无比，很令人仰慕。她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说她怀了他的孩子。还看不出来。
“你呢，内德，你过得怎么样？”她问道。我们仿佛是两位将军，正互相报告自己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我对她报以最为自信的笑容。我和她初次见面后过了这么多年，正是这笑容帮助我赢得了手下情报员和同事们的信任。
“哦，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真的，谢谢你，”我像个典型的英国人似的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人完全是你想要的那样，对不对？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很不错的伙伴关系，可以这么说。很好的共同生活。”
“你还在干那个工作吗？”她问。“本的工作？”
“是的。”
这还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他。斯黛芬妮说本现在住在爱尔兰，他的一个表兄在科克郡买下了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那个表兄不在的时候本就帮他看看房子，在河里养养鱼、照看照看农场什么的。
我问她后来有没有见过本。
“没有，”她说，“他不让我见。”
我本可以开车送她回家，但她坚持坐出租车回去。我们一起在街上等出租车，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车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的时候，看到她的头往前伸着，好像把什么东西掉在了车里。我挥着手直到车子驶出我的视线，但她却没有回应。
我们在九点新闻里看到，格但斯克举行了一场室外的团结工会会议，波兰的一位红衣主教正在呼吁现场的一大群人要保持克制。梅布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把《每日电讯报》往膝头上一放，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了。一开始，人群闹哄哄地听着红衣主教说话。接着他们就安静下来，波兰人的虔诚是出了名的。演讲完之后，红衣主教走到人群中，给人们赐福，也接受他们表达的敬意。一个个显贵人物被带到红衣主教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耶日就在背景里晃来晃去，像是个从宴会上给人赶出来的丑孩子。退休之后他瘦了很多，我估计社会生活上的变化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夹克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像是别人的衣服；他那两只原本很吓人的大拳头缩在袖管里，几乎看不到了。
突然，那位红衣主教看见了他，就像我一样。
红衣主教一下子愣住了，似乎不太知道该怎么做。过了片刻，他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以一种几乎有点恭敬的态度夹紧胳膊肘，往后收了收肩膀，端端正正地站好。接着他又缓缓地抬起胳膊，对一个随从吩咐了一句，可那个年轻的牧师好像不太愿意照做。红衣主教又重复了一遍，那位牧师这才走上前，在人群中给耶日让了一条路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秘密警察，一个是红衣主教。耶日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仿佛是因为消化不良觉得胃疼。红衣主教把身子往前倾，在耶日耳边说了句话。耶日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
每次重放这段画面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耶日的眼睛闭了起来，似乎是因为痛苦难当。可是他悔恨的又是什么呢？是他太残忍，还是他对一项已经消亡的事业太忠诚，还是因为他的背叛？或者说，那紧闭的双眼只不过是一个刑讯者在得到受害者宽恕时做出的本能反应？我开始去钓鱼了，常常会陷入一段段短暂的回忆之中。不知怎地，我对英国风景的喜爱倒是增加了。我会想起斯黛芬妮和贝拉，还有另外几个我从不曾真正拥有的女人。我向当地的下议院议员陈情，说河水污染得太厉害。那位议员是个保守党，可是天知道，他以为自己保守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参加了一个头脑还比较清醒的环境保护组织，还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根本没人理会。我不肯去打高尔夫，那玩意儿我永远都不会去打。不过星期三下午的时候我会跟梅布尔在球场转一转，如果她一个人去打球的话。我鼓励她去。我们养的狗自己玩得很开心。退休的时间可不是用来茫然发呆的，也用不着去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彻底改造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