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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济米尔之后是杜尔瓦兄弟，一个叫安东斯，一个叫阿尔弗雷斯。兄弟俩像威尔士人似的身材矮壮，性情直率，和勃兰特一样长着蓝色的眼睛。杜尔瓦兄弟向母亲发过誓，两人从不同时出海，于是他们就轮流工作。雏菊号上配备三个船员最合适，我们还喜欢留点空间放货物，或是不期而来的乘客。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
“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他们生活的英国佬。偶尔她也会像一只暖和了的猫那样从勃兰特身上挣脱，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换个姿势交叉起双腿，整理一下短裤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绺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是把挂在双乳之间的金质护身符掏出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我留心观察贝拉和其他船员之间有没有勾勾搭搭的迹象，但很显然勃兰特的这个妞简直是片圣地。就连性格热情奔放的卡济米尔，跟贝拉说话时脸上都会变得很严肃。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间时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搁在桌上摊开掌心，一边细细地看，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猛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