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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我能听到的只有斯黛芬妮的音乐了。本的故事已经讲完。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故事只有这么长。我等着，两眼盯着他，指望他继续往下说。我原以为最起码得是被绑架了——野蛮的东欧秘密警察从车后冒出来，用小沙袋把他打昏，把浸过氯仿的面罩捂在他脸上，把他的衣袋翻了个遍。渐渐地，我才明白过来他讲述的经历简直平庸得可怕：丢掉一个情报网竟然如此容易，几乎像是弄丢了一串钥匙、一本支票簿，或是塞在胸前口袋里的一条手帕。我多么希望听到更体面一点的理由，可是他根本给不了我。
“那你最后带着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弄丢了课本的小孩子说话，但本并不介意。他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卡片？”他说，“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可能是从车里滚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到车上的时候。自行车配着一把能锁住车轮的链条锁，我得弯下腰才能上锁、开锁。可能是在那时候。丢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找到东西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找到以后，那可就太清楚了。但这一次我没有以后。”
“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问问他，给我的那封情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没勇气开口。再说，我觉得我也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哈格蒂把他整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猛喝了一通酒。其实我希望他能对我说，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我想把时钟往回拨，让一切都回到一个星期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已经随着简单的答案一起消失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已彻底结束。
他们肯定早已把屋子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根本没按门铃。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屋的时候，蒙蒂很可能就站在窗户外面，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进屋时直接就走了进来，神情虽然有点尴尬，却很坚决。
“你干得很漂亮，内德，”他安慰我说，“是公共图书馆把你暴露了。管书的那个漂亮姑娘还真挺喜欢你。要是我们同意的话，我觉得她都会跟着一块过来。”
斯科迪诺跟着他进了屋，接着史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脸上带着歉意，他做出最冷酷的举动时往往都是这样的表情。我做的一切恰恰都是他希望我去做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我把自己放在了本的位置上，领着他们找到了我的朋友。本看样子也不是很吃惊。也许他反而觉得释然了。蒙蒂和斯科迪诺站到本两旁，可他还坐在防尘布单中间，那件花呢夹克松松垮垮地堆在身周，仿佛是一块地毯。斯科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蒙蒂和斯科迪诺弯下腰，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家具搬运工似的轻轻地把他拎了起来。我对本辩解说，我并没有故意出卖他，他摇摇头说没关系。史迈利站到一旁，让他们过去。他那双近视眼询问地看着我。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班船。”他说。
“我不走。”我答道。
我把视线从他身上转开，等我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沿着车道消失在远方。我循着音乐声穿过空荡荡的大厅，走进一间书房，这儿堆满了书籍杂志，地板上还摊着一叠纸，好像是小说的手稿。斯黛芬妮侧着身子坐在一张宽椅子里。她换上了家居服，淡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头。她光着脚，我进屋的时候她也没抬头。她跟我说话时仿佛早就认识我，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也没错，因为我是本熟识的人。她关掉了音乐。
“你是他的爱人吗？”她问道。
“不是。他希望我是。我现在才明白。”
她微微一笑。“我倒是想让他当我的爱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对吧？”
“看来是这样。”
“你有过女人吗，内德？”
“没有。”
“本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试过。估计还是不成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泪水顺着脸颊和颈项滑落。她站起身，紧闭着双眼，像个盲人似的伸出双臂让我抱住她。她的身体紧贴着我，头埋进我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我伸出胳膊搂住她，可她把我推开，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是谁让他去做你们这一行的？”她说。
“没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追随父亲的道路。”
“这能算是选择吗？”
“应该是吧。”
“那你呢，你也是自愿的？”
“是。”
“你又在模仿谁？”
“谁也没有。”
“本根本没有面对这种生涯的本领。他们不该看上他。他太会说服别人了。”
“我知道。”
“那你呢？你需要他们来把你变成男子汉吗？”
“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把你变成男子汉？”
“我说的是工作。比如倒垃圾桶，或是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总得有人去做啊。我们不能假装那工作并不存在。”
“哦，但我觉得可以。”她拉住我的手，僵硬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缠在一起，“我们会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是假装还有别的事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要想打败撒谎的人，不一定非得对他们说谎。今晚你会留下来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本。我是我自己。是他的朋友。”
“跟你说件事，行吗？玩弄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记着我的话，好不好？”
我脑海中并没有我们告别时的印象，我想那一定太痛苦了，因此记忆不愿将其留存下来。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当时我得去赶那班渡轮。没有吉普车等我，我只能走着去。我顶着夜风匆匆前行，绕过乱石嶙峋的海湾，乌云在月亮周围翻卷，海浪重重地拍击着岸边，我还记得她泪水的咸味和发际的芳香。我还记得那个海岬，记得那艘又短又粗、亮着灯的小汽轮开始解缆起航。我还知道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岸的时候史迈利过来站到了我身旁。当时他肯定已经听完了本的故事，特意到甲板上来安慰我，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再也没见过本——上岸的时候他们就没让我接近他——但后来我听说他被情报部开除了，便给斯黛芬妮写了封信，请她告诉我本在哪儿。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标着“查无此人”。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本其实并没有造成情报网的覆灭，因为比尔·海顿早已将他们出卖。更理想的是，那个情报网原本就是东德或苏联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并向我们提供虚假情报。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海顿的权限还受着职责划分的限制，他的工作也用不着往柏林跑。海顿被逮捕后，史迈利甚至还问过他，那个情报网出事他究竟有没有插手。海顿听了放声大笑。
“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