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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好外衣，打算出去到电话亭里给他在克格勃中的一个相识打个电话，以防他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他随后便意识到这种做法有多愚蠢，因为他要接通的是克格勃，正是他们监听电话嘛。于是他脱下外衣，使用了他自己的电话。
接他电话的克格勃值班员对这一套系统同样在行。在位于莫斯科环形大道上的克格勃新大楼里，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首先叫通了他上司的秘书，要求在十五分钟后紧急约见。他谨慎地避免和上司本人直接说话。他挂掉了十几个打进来的乱哄哄的电话，吩咐秘书们和传讯的人们急匆匆地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取来备忘录并凑集档案。可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日常事务。可巧，中东政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日程已经在头一天打印，此时正在复印机的流程中。他把会议日程取了回来，在其上端加了一句话：“埃及武器库的最新进展专项报告。”后面是加在括号里的他自己的姓名。然后他要求把新的日程复印，但头一天的日期仍然保留，并于当天下午由专人分发到各有关部门。
之后，当他确信半个莫斯科都会知晓与这条消息有关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人的时候，他这才去见他的上司。就在那一天，还传来了一条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消息。作为埃及情报机构和克格勃之间日常交换情报的一部分，开罗发来了一份通告，说是一名叫作纳特·狄克斯坦的以色列间谍已经在卢森堡被发现，现正处于监视之下。由于当时的环境，该报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克格勃里只有一个人回味着这两条消息之间微妙的可疑之处。
他的姓名叫大卫·罗斯托夫。
大卫·罗斯托夫的父亲原是一名级别不高的外交官，由于缺乏关系，尤其是与秘密机构的联系，而使前程受阻。他儿子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形成了他这一生做出一切决策的特征——刀枪不入的理性。他加入了当时叫作人民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克格勃前身。
他在去牛津就读时，就已经是一名间谍了。当时苏联人刚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尚未弄清，在那个理想的时代，英国各名牌大学纷纷向苏联情报机构敞开了大门。罗斯托夫成功地挑选了两三个优胜者，其中一个直到1968年还在从伦敦发出秘密情报。纳特·狄克斯坦是他未能成功发展的人选。
在罗斯托夫的记忆中，年轻的狄克斯坦当时可以算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他的秉性适合做间谍。他内敛、专注，不肯轻易相信人。他还很有头脑。罗斯托夫仍然记得，在河畔的绿白相间的住宅里，同他、同阿什福德教授和亚斯夫·哈桑辩论过中东问题。罗斯托夫也还记得他与狄克斯坦之间对弈的那一场苦战。
不过，在他看来，狄克斯坦毫无理想主义色彩。他没有福音教派的那种精神。他在自己的信念中求得安生，但他绝无改变其余世界的愿望。大多数二战的老兵都是这样。罗斯托夫会抛下鱼饵，“当然，如果你当真想加入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你就得为苏联工作”，而老兵们都会说一声“屁话”。
离开牛津以后，罗斯托夫在驻一系列欧洲国家首都的苏联使馆中工作过——罗马、阿姆斯特丹、巴黎。他从来没有脱离克格勃进入外交圈。多年来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不具备开阔的政治目光，无法实现他父亲的殷切寄托——他该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青年时期的真诚消失了。总的说来，他依旧认为，社会主义可能是未来的政治体系，但这一信条已经不再在他心中热情似火。他信仰共产主义就像大多数人信仰上帝一样，若是证明他错了，他也不会大惊小怪或者失望之极，何况，这不会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
在他成年之后，他以更大的精力去追求更狭窄的抱负。他成为了一名技术熟练的超级特工，熟谙在情报游戏中的旁门左道。而且——在苏联和西方同样重要——他学会了如何掌控官僚体制，以便为自己的胜利赢得最大的荣誉。
克格勃的第一总局是一种总部式的机构，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而大多数外勤特工属于第二总局，那是克格勃最为庞大的部门，负责颠覆、摧毁那些经济间谍以及策反任何被认定具有潜在政治敏感性的内部警务。第三总局是主要负责反间谍活动和执行特殊行动的部门，在世界各地招募最勇敢、最聪明、最卑鄙的特工。但它原先一直叫作“斯莫士（Smersh）”，后因该名称在西方造成许多令人尴尬的宣传而弃之不用。
罗斯托夫在第三总局工作，他是那里的一颗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