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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药物控制：氢化氯普马嗪，每日3200毫克，分几次口服。’真是按照这个处方处理的吗，彼德？”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三克氢化氯普马嗪。”“操，”阿达拉轻声骂道。
“至于用药的时候……”助手倾身倚到桌前，拇指头撑在一摞书上，指尖因用力而涨红。
“说吧。全都说出来。”
“他耍滑头，没吃药。”
阿达拉感到脸上一阵燥热。他压低嗓门说：“说。”
“放过一场电影。”
“电影？”
格里姆用两根长指甲敲出答答的声响。“是一部惊险片。好像是主角假装吃下了某种药——”
“你是说，在娱乐室？……到底怎么回事？”
“放了一部惊险片。主角其实没吃药。是药片。他假装吃下去，后来又吐了出来。好像是哈里逊·福特主演的。电影放后好几天，病人都学他的样子搞鬼。我猜想谁都以为胡鲁贝克不会那么机灵，所以谁也没认真盯住他。那部片子也许是尼克·诺特主演的。”
阿达拉慢慢吐出一口气。“他多久没吃药了？”
“四天了。嗯，算五天吧。”
阿达拉在他那训练有素的大脑中检索着资料，在“精神病药理学”类中搜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行为主要靠抗病药物控制。病人对氢化氯普马嗪不会像服用麻醉剂那样上瘾，但骤然停药会使胡鲁贝克恶心、头晕、出汗，并高度紧张，所有这些症状导致恐惧感的发作。
恐惧感一发作，精神分裂病人就变得格外危险了。
停服氢化氯普马嗪之后，像胡鲁贝克这样的病人时而会愤怒狂躁，时而会杀人。
有时病人会产生幻听说，你刀子耍得真漂亮，到外边去试试吧。
阿达拉想，胡鲁贝克还会失眠。那就是说，两三天之内都会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这时间足够他到处闯祸了。
阿达拉吟哦一声，这声音在昏暗的办公室回响着。他用手托着腮，便又一次闻到妻子的体味。他真希望时光能倒转一个小时，希望他从没听说过关于迈克·胡鲁贝克这个人。
“你们怎么发现他没吃药的？”
“有一个护理员，”格里姆解释说，一边又像鱼吐水似的努着嘴。“他在胡鲁贝克的床铺下发现了氯普马嗪药片。半小时以前。”
“谁发现的？”
“斯图·洛尔。”
“还有谁知道？谁知道他没吃药？”
“他，我，你。护士长。洛尔告诉她的。”
“哦，那好。听着，告诉洛尔，告诉他，再跟别人提起这件事，立刻就开除他。要绝对守口如瓶。等一等……”阿达拉想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问道：“停尸间在医院的C区，胡鲁贝克怎么他妈的跑到那里去的？”
“我不知道。”
“给我查明白。”
“事情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吓得心惊胆颤的助手急忙说。“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我正在搜集资料，再作发表。”
“什么都别作。”
“你说什么？”
阿达拉厉声说：“不经过我同意不许泄露给任何人知道。”
“唔，那么董事会的人……”
“天啊，尤其不能让董事会的人知道。”
“没有没有。”格里姆赶忙说。
“天哪！”阿达拉喊道。“你该不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吧？”
“没有，当然没有。”阿达拉走进医院的时候，他正打算打电话到警察局。格里姆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一直抖个不停。担心自己会因焦虑造成迷走神经故障而晕厥。或是吓得尿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
“咱们好好想一想吧，”阿达拉思索着。“他现在一定在游荡……他在哪儿失踪的？”
“在斯汀森。”
阿达拉轻声重复着这个地名，用手指紧紧按住卷宗，似乎一松手它就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式精神病院的办公室飞出去，飞到黑呼呼的半空中。他的情绪舒缓了一点。“把尸体从停尸间拖到灵柩车上去的是哪个护理员？”
“洛尔是一个。我想还有弗兰克·杰苏普。”
“把他们叫来这儿来。”阿达拉忘记了不体面的裤子，起身走到满是污垢的窗前。窗子有半年没洗刷过了。“你的责任是保密，”阿达拉严厉地说，“绝不许任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懂吗？”
“是。”格里姆立即回答。
“还有，给我查出来他是怎么从E区逃出来的。”
“是。”
“如果任何人……向工作人员，或是向报界泄露，就开除他。不许报警，不许发布新闻。把他们叫到这儿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说是不是？现在就给我把那两个护理员找来，马上！”
“罗尼，觉得好些没有？”
“我挺好，”矮胖的青年冷冰冰地说。“好不好又怎么样？你到底想干点什么？说实话。”
在罗尼把身体移开时，迪克·科勒医生能感觉到廉价的床垫弹簧在这个病人身下蹦蹦地弹起。病人一下子躲到床头，好像科勒要对他图谋不轨似的。罗尼闪动着眼睛，满腹狐疑地打量六个月来一直在为他治病的这位大夫——同时也是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和老师。他仔细观察着医生开始变得稀薄的卷发、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瘦窄的腰身。他好像在努力记忆科勒医生的这些身体特征，将来好向警察报告。
“你感到不舒服吗，罗尼？”“我不行，我干不了，大夫。我怕。”他像小孩受了冤屈似的抱怨着。忽然间他又变得理智起来，用正常的语气说：“我最怕电动罐头刀。”
“厨房里的？你不喜欢厨房里的干活？”
“不不不，”他哀诉着。“罐头刀。我受不了。你怎么老是不懂呢？”
科勒医生伸腰打了一个大哈欠，他困得支持不住了。凌晨三点他就醒了，九点钟来到这所恢复治疗中心，一直待到现在。科勒带领病人们做早饭、洗碗碟。十点钟，他打发四个病人做些零工，和员工讨论病患，以及调解病人之间的小纠纷。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后来就出事了。
吃晚饭前，罗尼犯病了。他旁边的一个病人用电动罐头刀打开一个金枪鱼罐头，罗尼惊叫着逃出厨房，引起连锁反应——好几个病人都歇斯底里发作。科勒医生终于维持住秩序，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吃饭。吃完饭，洗了碗碟，收拾好房间，做完游戏，又经过详细商量决定该看什么电视节目。最后病人就着果汁吃药片，或是喝下柑橘味道的氯普马嗪。这就该睡觉了。
科勒顺着一层楼的过道走去，跟还没睡觉的病人道晚安——他们正和在休息室看电视的夜班护理员聊天。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
第二天，年轻的迪克·科勒对父亲的盛情招待道了谢，就乘当晚的飞机回到学校。星期一学校开学，上午九点他到财务处申请了学生贷款，以资助自己继续学习精神病学。
科勒又打了一个大哈欠，心里想着自己的家——离这里半小时路程的一套公寓。这儿是乡郊地区，他本可以买得起一间大宅第，但他宁肯为工作方便而牺牲住宅的宽敞。他不用修树剪草，不用粉刷装饰。他只希望有一块安然独处的小窝。
科勒的公寓套房坐落在山上，窗外白天是一片片树林、田野，夜间是波里斯顿的万家灯火。这真是科勒在疯狂世界中的一座清醒的孤岛。
然而今晚他却又回到恢复疗养中心，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钻进一间10×20英尺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帆布床，一个梳妆台，和一面钉在墙上的铁框镜子。
科勒脱掉西装上衣，松开领带，躺到帆布床上踢掉鞋子。他朝窗外望去，看到一片暗淡的星星，再往下可以看见西边有一条乌云将天空划成两半。要起风暴了。他听说这场风暴来势凶猛。他自己是喜欢下雨的，但他希望不要打雷，因为他的许多病人都怕雷。等他闭上眼睛之后，这个担忧立即就消失了。他现在只想睡觉。他能感觉到瞌睡已经袭来，两腿发酸。一个哈欠打出了冰凉的眼泪，不到一分钟，他就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