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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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昏黄,热茶两杯,大酸菜踱步过来,跳上我的膝盖。

北京人的幽默段数之高,全国人民都难望其项背,月月吧吧吧地贫着,我趴在桌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冷不丁就听乐了,瓜子上膛,从鼻孔里喷出来。

有时候我怀疑她是不是在变相给我提供素材呢?我没有邀她看过书稿,她聪明得和个猴儿似的,应该猜得出我是在写什么。

好吧,如果是的话,那她提供的素材还真挺没什么用的说……

说没用,却也别有用处。我是苦吟派,行文爱推敲,总要把每一句都努力口语化,通顺到没有什么阅读门槛时才放过。拜她京片子所赐,每每和她聊天扯淡完毕重返键盘,文字的流淌总会更加流畅一些。

偶尔也会聊到我的书稿。

关于那些碰壁,她不问,我不说,没有什么鼓励或安慰,也并不需要鼓励或安慰。

有半夜翻墙回家时的那束光柱就足够了,有这张不冰冷的餐台就足够了,有午夜对坐时的陪伴就足够了。

言语如果有用,要陪伴做什么?

她深谙朋友之道。

关于书稿,她只关心一个问题:你写得满意吗?

我说满意。

她说嗯,那就接着写。

相识这么久,很多话不用多说,后半句话她不用说我也明白:我家就是你家,想写多久就写多久。

她家其实是很多人的家,靳松小植……很多朋友都住过,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的那种。

曾经住过的朋友都有一个共性:正处于失意或落魄ing。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她收留每一个需要省钱的朋友,不着痕迹地帮着。

朋友对你好,只是因为他人好,并不是因为其他什么。

那个谢字我没有说,心意需心领,说了,就远了。

那么,会写多久呢?

已不奢望这些文字能变成铅字印在纸上,摆进书店。

待到晚春时节就离开吧,买张车票回到南方,重新走入无边人海,重新起航。既然这个关于文字的平行世界无法搭建,那就去建筑下一个平行世界,我还有画笔还有手艺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光。

应该可以找到的……

至于这些文章,就留在这台笔记本里吧,一并封存的还有这段五味杂陈的时光。

……不,或许我可以找家打印店,把它们一页页打印装订再用硬牛皮纸画个封面。

嗯,做两本就好,一本自己留着,一本给月月留念。

我想象着后来我那本丢了,月月那本还留着。

我想象着若干年后我们都已经老了,老朋友重逢,依旧是扎啤和小烧烤。到时候那本书搁在桌上,我慢慢翻阅着它,像抚摩着一个离散多年的孩子……

光是这么想想,鼻子就酸了,太感人了,多么动人的故事。

我低头大声地咳嗽用以掩饰些微的哽咽,月月疑惑了一会儿,伸出手,把那杯茶往我的方向又推了一点。

窗外有鸟啾啾叫,又是一个清晨。

2013年的春天,我的想象力有限。

我想月月应该也一样。

很多事情,那时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得到,比如——5年后,我会有累计近1000万册的图书销量。

(四)

书终于签约的那天,我们去吃了火锅。

对于这本书稿居然真的会有人接盘,我们都略微有点心虚和侥幸,过气的主持人、跨界的新人、奇怪的文笔、冷僻的题材……他们就不怕卖不动?

合同里约定了会印刷两万册,每册我挣三块五,不论卖不卖得出去,我都可以拿到这笔钱。

对于出版行业月月比我这个棒槌更懵懂,听闻就算书卖不动出版社也不会逼着我自掏腰包把书全买了,她表示很欣慰。

欢时当有酒,那顿饭月月喝得比我多,喝多了也没忘抢单,书稿预付款还没到,还是她结的账。

和惯常一样,谢字我没说。

我高兴,她比我还高兴,她是那么兴高采烈,回程的路上一直在哼歌,仿佛成功出书的是她而不是我。

人活半世,真心替你高兴的朋友又能有几个呢?

于是那些辞行的话,也就难以开口说。

晚春了,该离开了,先回济南,再回到我樱花未谢桃花正娇的南方,去看看书中提及的那些老朋友,再去水云间散散步,料峭的山风里泡一泡野温泉,抓把干净的细沙搓洗一下外壳,梳理一下鬃毛。

终于可以离开这座城市了。

这种并非撤退的离开,让人心安。

可我该如何开口去说这声再见。

悄悄收拾好的行囊靠在墙角,大酸菜跳上餐台,和往常一样蜷缩在一角。

傻喵,起开一点好不好,让我把餐台擦干净,烟油茶痕汗渍,还真挺难擦的,我惯常安置胳膊的地方已见包浆。

想写一张字条来着,压在杯子下面,写了又撕了,枉我打了几十万字的书稿,却组织不好几句道别的语言。

我寄宿月月家的最后一夜,餐台旁坐了很久,这真是个明智的决定。

后来在很多地方写过书稿或改过书稿,济南山师东路、吴根越角江南水乡、中亚碎叶古城、南极洲的冰原、北冰洋的船上、滇西北的小客栈、厦门海边的小村庄……

不论何处何方何地开笔,我总能找到伏在那张餐台上的感觉,这种感觉好似一条结实宽阔的跑道,起飞或降落,总让人心安。

我想趴一会儿来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亮时我从餐台上醒来,肩上多了条毛毯,面前是面包片和煎鸡蛋。

月月刷着牙,坐在我面前。

她问:里几捡德磕?

我白她一眼:你给我好好说话!

她把牙刷拔出来,脚丫子轻踹一下我的行囊,睡眼惺忪地问:你几点的车?

我们坐了一会儿,她说,饭用不用热热?

她说,不用的话我就再去睡一会儿了。

然后嗒嗒嗒跑了。

出门的时候我摸了摸大酸菜,扭头喊:我走了。

她隔着两道门回了一句:有空联系哈。

像是两个偶遇的普通熟人间的随口寒暄,边说,边点头微笑,擦肩而过。

什么保重啊、加油哦、我送送你吧……她都没有说。

谢谢她的没说。

(五)

她只说过两次加油。

第一次是在我的新书宣推期。

那个冬天我从东北返程路过北京,多日昼夜不停的奔波、一天两场的演讲累垮了我,见面时我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嗓子也已嘶哑至几近失声,每一口呼吸都好似咽喉被锉刀打磨,疼得人一哆嗦。

月月把点好的红汤换成清汤,要了雪梨汁,让我先喝。

菜上齐的时候,我歪在椅子上打鼾,她安静地把该涮的全涮好,在我的盘子里摞成小山。

她把我领去一家盲人按摩,师傅问,刚卸完大车吗?脊梁肩膀都僵成木头了。她坐在一旁玩儿手机:您费心,下死手就行,咱给他搓软和了。

一开始我疼得要死,嗓子难受喊又喊不出来,上刑一样哦,据说是在揉开什么筋结。后来我睡得死去活来,那张小按摩床上有个窟窿,脸可以架在上面,口水滴滴答答湿了一小块儿水泥地面。

快睡醒那会儿,我听见她说:加油……

冷不丁的两个字,不大不小的声音,她应该是以为我睡晕过去了,听不见。

我迷迷糊糊地紧张了一下,很怕她伸手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什么的……还好,没有。

那句加油,我受着。

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她是在让我加油继续打拼,还是在让我加油继续睡。

……

那时候不信邪,出版社的编辑说按照行业惯例,一般的作者每年会安排10到30场读书会,你是新人,勤奋一点好了,50场吧。

我说嗯,那就100场好了。

他们觉得我疯了,说从没有作家这样做过。

抱歉,别把我当作家,我只是个走江湖的说书人罢了,不用和我说什么行业惯例,你们所谓的惯例束缚不住我,我的书是我生的女儿,我有多用心去写她,那我就理应多作死地去宣讲她。

我的书是我生的女儿,她和我一样,都不是为了“惯例”而生的。

他们有心拦我,说:如果100场的话,你一年下来别的啥事儿也不用干了。

不劳费心,自打我写书那天起就谢绝了所有主持商演,为了开辟这个全新平行世界,我已经做过郑重的取舍了。况且我也没打算耗时一年,给我3个月就行,我可以只吃包子,每天在车上睡觉,一天两场把100场活动搞完。

他们说了一个重点:这么漫长的线路,这么多的站点,费用不是一笔小数。

不怕,经费如果少,我可以把你们预付给我的稿费拿出来当路费,我还有一块很好的手表,可以典当4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