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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点都不觉得事态紧急,也不认为需要负任何责任。他是外交官,不是“朋友”,即那些间谍。而在帕莫尔的字典里,“朋友”是指那些聪明才智不如他的人。事实上,他经常在口头上表现出一种不满,说英国正统的外交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掩护那些情报人员为非作歹的机构。帕莫尔自己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涉猎相当广泛,曾经修过阿拉伯文,并且在近代史这个科目上还得过第一名;也曾利用闲暇自修俄文及梵文。他样样都好,惟独缺乏数学及处世的常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跳过另两本笔记上那些记载得整整齐齐的数学公式不看,而偏偏去管那些作者以涂鸦之笔写出来的哲学漫谈。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委员会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帕莫尔会不遵守驻外人员处理变节者的标准程序,也不管情报处主动或被动拉拢,而尽管做他自己的事。
“他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提格。”在他决定了要与人同享所获的时候,终于在星期二将此事告知了在研究部门里一位相当高级的同僚。“你真的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他这个人。”“但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他,帕莫尔?”
而帕莫尔就是有这种感觉,像是一种震动。
帕莫尔这位资深同事瞄了那笔记本一下,又看了看第二本,然后坐了下来上下打量着看第三本,之后又看着第二本笔记中的图形。最后,他以专业的本能,接管起这件紧急事件了。
“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很机灵地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的。”他说。但再稍加思索之后,还是决定亲自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因为实在是十万火急。他先以绿线电话通知了奈德,叫他等着。
虽然晚了两天,地狱之门还是打了开来。星期三凌晨四点钟,在维多利亚街奈德所属的粗矮砖造分部,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苏俄司”,还是灯火通明,日后成为蓝鸟小组成员的一些人正在房子里像无头苍蝇似的开着会,而这个会议到此也接近了尾声。五个小时后,奈德在一处河堤边高局耸立的新大楼情报总部里主持完了另两次会议,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眼前零乱的档案,就好像那些临时招来的女工们在路上设置的重重路障一样。
“上帝可能会用神秘的方式进行。”有人听奈德在转接任务空当时对他那红发助手布拉克这么说,“以他挑选那些家伙所用的方式来说,简直是太差了。”“家伙”在俗语中,是指活的消息来源,而活的消息来源用正统的语言说来,也就是间谍的意思。奈德说“家伙”的时候,指的是尼基?是卡佳?抑或是那几本笔记的无名作者?还是他心里早已有了底的那一位英国绅士、大间谍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布拉克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虽来自格拉斯哥,但父母都是立陶宛人。抽象的观念,会让他火大。
至于我呢?我必须再等一个星期才会出面,等着奈德心不甘情不愿地决定,是拖出他的老马行动的时候了!我自知一向是匹老马。一直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教名怎么回事。“老帕尔弗莱在哪里?”他们说,“我们那个乖乖的法律雄狮呢?叫那个玩法律的进来,最好停一下,问问老帕尔弗莱。”
我是个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人,你用不着在我身上花很长的时间来研究。霍拉帝欧·本尼迪克特·德帕尔弗莱是我的全名,但你听了之后可能马上就把前面的都给忘了,甚至可能对“德”这个字根本没有任何印象,而只记得后面的帕尔弗莱。在情报局里大家常叫我哈瑞,我自己也常如此叫自己。当我独个儿回到那毫无生气的单身宿舍弄饭给自己吃时,我更是这么唤着自己。我是个罪犯的法律顾问,以前曾与麦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我一直是个情报单位的小职员,随时准备在正义女神的天平上偷斤减两、耍弄招数,而正义女神却是我一向景仰的。
有人曾告诉我,说帕尔弗莱的原意是一种马,但既非战马,亦非猎人骑的马,而是一种披了马鞍,专供妇女骑用的马。如果此言不虚,那么也只有一位女人才能驾驭得了我,但也差点使我踏进坟墓;她的名字叫汉娜。也就是因为汉娜,我才急急地找了这个秘密据点来做我的避风港。激情在这儿无容身之地,墙壁亦厚如堡垒,使我能够听不到她哭喊着撞打墙壁、苦苦哀求让她进来的声音,而无视于那件丢脸的事。此事曾经让我在初入律师这体面行业之时,颇受惊恐。
汉娜曾说我“表面乐观,内心实无希望”。我一向觉得,若换成一个聪明的女人,就不会把这种评语说出来。有时候,真理是以放纵为名。“那么,你明知道这个案子不可能打赢,为什么你还要接?”我会反驳她一句,“明知一个病人已回天乏术了,又为何一定要煞费气力想救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