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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访的足球俱乐部在布卡武机场被发现藏有小型武器以及重型机关枪，其二十二名球员已被拘留讯问。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而球员国籍也尚未确定。
有记者向瑞士驻金沙萨大使馆追问那四名瑞士导航技术专家的事，但大使馆拒绝在此阶段作任何评论。对这四人的旅行证件的调查已经转到伯尔尼。
谢谢你，格雷文。新闻简报结束了。我心中残存的疑虑也消逝了。
哈基姆夫人的客厅很豪华，里面放着几张深凹的安乐椅。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一处湖边天堂，几个仙女在岸边跳舞。客厅里还放着一台大电视，几乎有卡迪拉克车一样大。一个小时之后那些烟瘾很重的亚洲海员就会来此看宝莱坞影碟了，那时这里就会变得乌烟瘴气。但现在这里还是一个静寂甜蜜的客厅，而我正在看十点新闻。画面里有几个戴着脚镣的男子，尽管他们连体型都变了，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本尼变矮了。安东变胖了。斯拜德“长”高了九英寸，因为还戴着上次分发盘子时即兴制作的厨师帽。但这次表演的明星既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那个戴着绿色钢盔的巴基斯坦指挥官，也不是手执轻便手杖的刚果政府军上校，而是我们的队长麦克西。他下身穿浅黄褐色休闲裤，没扎皮带；上身穿衬衫，已经被汗湿透了，还少了一只袖子。
上次他塞给我一个白色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七千美元报酬，那还是他勇敢地从那家无名财团手上多撬了两千美元出来的。那时他还穿着一身到哪都能穿的黄褐色夏服，而现在这身夏服就只剩下这条休闲裤了。他已经脱掉了伯吉戴的那种大框眼镜，脸上也因此缺少了他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魅力。但另一方面，他脸上有一种勇敢坚毅的神色，似乎在说，无论对方会折磨他多少天，他都不会认输。他那双刀枪不入的手给戴上了手铐放在身前，像狗爪似的交叉在一起。他一只脚穿鞋，另一只则赤着脚，就好像专门要跟他的那只光膀子匹配似的。但让他走得很慢的可不是这只赤脚，而是另一副脚镣。那是专为他这样身高的人准备的较短的脚镣，看起来非常紧。他正盯着我，而从其口型来判断，他正叫我“去死”。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一定是对正在给他拍摄的那个人说的，而不是针对我。麦克西脚后跟还没站稳，安东跟本尼就上来了。他们三人用铁链给绑在一起了。安东左脸上有些青肿，我怀疑他因为莽撞而挨了打。本尼的块头看上去要比实际上小，因为他身上的铁链让他不得不弯下身子艰难地曳行。他的灰白马尾辫只剩下一点发楂了，大概是被谁的大砍刀一刀就给削没了，他这样子让人觉得他随时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本尼之后上来的是即兴制造电牛棒的斯拜德，也是我的窃听同行，他身上也绑着铁链，但还是站得很直。他被允许保留那顶帽子，这让他看上去骄横了些。他耍过杂技，因此没像同伴们那样步履蹒跚。他们四个人好似一个差劲的康茄舞队，踩来踩去跟不上他们不熟悉的拍子。
这四个白人之后走来了那些球员，大约二十个，站成一排，歪歪扭扭的，都是些黑人，看上去很郁闷：“老兵，不会找碴儿，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我紧张起来，想看看是否会碰巧从中找出迪德纳或弗兰科来，心里在想，说不定行动失败，他们当场被俘了。但在那些犯人中，我既没看见跛脚老战士弗兰科的庞大身躯，也没看见班亚穆伦格族领导人迪德纳的瘦削身影，这让我放下心来。我没找哈贾，因为不知为何，我就是知道他不会在那里。电视评论员津津有味地谈起一条趣闻，那就是被捕时麦克西——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知道他是“嫌犯头目”——拼命试图吞下手机卡。
我回到卧室，继续观察哈基姆夫人的壁纸。收音机里传来外交部内阁级别以下的部长接受采访的声音：
“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半点牵扯，谢谢你的问题，安德鲁。”她这样回答提问者的问题。很显然，她用的是新工党人常讲的那种好斗的英语。“英国政府与此事绝对毫无牵扯，相信我。好吧，那些人中是有一个或几个英国人。不要用这种态度说话，可以吗？坦白说，我本以为你们不会对我们这么不尊重。我们知道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私营企业的拙劣无能的作品。一直问‘谁干的？’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次行动业余到不能再业余了。不管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什么形象，但我们可不是业余人员。安德鲁，我们相信言论自由。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