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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掉电脑,离开办公室。
“伊妲,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走下楼梯,觉得刚刚的话听起来怪怪的。她的名字铁定是欧妲。十二点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一家里米超市的停车场里,根据我的卫星导航系统显示,这里距离兰德给的地址刚刚好有三百公尺远。卫星导航系统是探路者公司送的──我猜,如果我们没有赢得这个猎人头的竞赛,这具机器刚好可以当作安慰奖。他们也很快地跟我介绍到底什么是那又被简称为GPS的“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在无线电讯号与原子钟的帮助下,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这星球周边轨道上的二十四个卫星都可以锁定你身旁方圆三公尺内的范围,找到你跟你的卫星讯号发送器。如果有至少四个以上的卫星抓到了讯号,系统甚至可以显示所在地的高度,换言之,它知道你到底是坐在地上,还是树上。跟网际网络一样,这种导航系统也是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它可以用在战斧式导弹、巴夫洛夫炸弹与其他可以瞄准特定人物的抛投式炸弹上面。探路者公司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开发出来的发射器可以连上陆地上一些隐密的卫星定位基地台,构成一个在任何天候下都可以正常运作的网络,而这种发射器甚至可以穿透住屋的厚墙。探路者的董事长也跟我说,为了要让卫星定位系统顺利运作,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卫星在外太空以最高速度运行,它的一秒跟地球上的一秒并不相同,因为外太空有时空扭曲的现象,人待在那里会老得比较慢。事实上,卫星能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
我把沃尓沃轿车滑进一排档次相近的车子里,然后关掉发动机。没有人会记得我的车。我拿着黑色大型文件夹,朝着兰德那间位于小丘上的房子往上走。我的夹克在车上,而我早就换上了一袭没有任何记号或标志的蓝色连身工作服。鸭舌帽遮住了我的头发,而且任谁看到我戴着太阳眼镜都不会感到讶异,因为当天阳光普照,能拥有那种秋日可说是奥斯陆的福气。几个菲律宾女孩正在帮郊区的有钱人推着婴儿车,我低头与其中一个四目相交。但是兰德居住的那一条短街却空无一人。阳光投射在一片片观景窗上。我看看手上那只荻雅娜送我当三十五岁生日礼物的百年灵牌飞狼手表。十二点六分了。耶雷米亚.兰德他家的警报系统已经被解除六分钟。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在保全公司中控室里的电脑上,只消一个后门程序,这次系统的中断就不会显示在记载所有停摆与断电状况的记录器里。我一定是获得了上天的恩赐才有机会找人去当三城公司的保全主管。
我向上走到前门去,听见远处传来鸟叫声,还有塞特猎犬狂吠着。面试时,兰德说他没有管家,白天时老婆不在家,孩子们都上学去了,也没养狗。但是这种事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定的。通常来讲,我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把握才会作案,然后用肾上腺素来提升我的观察力、听力与感应力,弥补那百分之零点五的不足。
我拿出乌维在“寿司与咖啡”拿给我的钥匙,那是所有用户都必须交给三城公司的备用钥匙,以免他们不在家时出现了窃盗、火灾或系统故障的状况。插进锁头后,它喀一声轻易地转动了。
接着我就进了屋里。墙上那不起眼的防盗铃沉睡着,平常亮着的灯也熄灭了。我戴上手套,把手套跟连身工作服的袖子用胶带黏起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体毛掉落在地板上。我把戴在鸭舌帽下面的浴帽往下拉,盖住耳朵。重点是,绝对不能留下任何DNA物证。乌维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干脆把头发剃光就好?
除了荻雅娜之外,我最不愿意割舍的东西就是我的头发,但我懒得跟他解释那么多。
我有很多时间,但还是沿着走廊很快地往下走。楼梯上方墙壁上挂着两幅画,画的想必就是兰德的两个孩子。我完全搞不懂这些大人为什么要花冤枉钱在这上面,请画家把他们挚爱的孩子们画成令人尴尬而且满脸哀愁的模样。难道他们喜欢看家里访客们的窘态吗?客厅里摆满了豪华的家具,但看来单调乏味。唯一的例外是那张由盖塔诺.贝许(Gaetano Pesce)设计的椅子,颜色红得像消防车,形状有如一个两腿开开的胖女人,前方那张可以用来搁脚,大大的方形矮椅则仿佛是她刚刚生出来的小孩。这应该不是耶雷米亚.兰德说要买的吧?
椅子上方挂的就是〈伊娃.穆铎奇〉,画的是孟克在十九、二十世纪交会之际结识的英国小提琴家,当他为她画肖像时,是直接把草稿打在石头上的。这幅版画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直到此刻,在这光线之下我才看出画中人像谁。是柔媞。柔媞.马森。跟我刻意从记忆中抹去的那个女人一样,画中的那张脸是如此苍白,并且带着忧郁的眼神。
我把画从墙上拿下来,朝下摆在桌上,用美工刀切割。这张石版画被印在米黄色纸上,用的是现代画框,所以不用去钉。简而言之,这差事简单无比。一阵防盗铃声毫无预警地打破了沉寂。铃声响个不停,音频在一千到八千赫兹之间摆荡着,那声音划破天际传出去,完全掩盖住背景的一切声响,几百公尺以外都听得到。我呆住了。从街上传来的铃声只持续了几秒就停了。一定是车主不小心触动的。
我继续干活。打开卷宗夹,把版画摆进去,拿出我事先在家里打印出来的〈伊娃.穆铎奇〉。才不到四分钟我就把它装回画框里,恢复原状,摆回墙上。我低头检视它。荒谬的是,这幅画假得实在太明显,但等到盗画案的受害者发现时,可能已经是几个礼拜以后的事了。春天时我偷了克努特.罗斯(Knut Rose)画的油画〈马与小骑士〉,拿来掉包的是一张从艺术书籍上扫描下来,放大打印的图。四周后他们才报案。这张〈伊娃.穆铎奇〉可能会因为纸的颜色太白而露馅,但也许要过一阵子才有人发现。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确认窃案发生的时间了,而且房子不知道已经被打扫了多少次,就连一丁点DNA证据也不会留下。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找DNA证据。去年,乌维跟我曾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犯下四起窃盗案,之后布雷德.史贝瑞警监(那个喜欢在媒体上出锋头的金发白痴)还接受《晚邮报》的采访,宣称有一群专偷艺术品的专业窃贼正四处犯案。他还说,尽管遭窃的都不是售价最高的作品,但是为了在这股歪风刚开始时就把它断绝,警局肃窃组办案时,将会采用一般只有谋杀案与大宗贩毒案会使用的侦办技巧。有鉴于此,奥斯陆的市民们大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说这句话时,史贝瑞那一头帅气的乱发在风中飘动着,在摄影师离开前,他一双铁灰色眼睛还盯着镜头看。当然,他没有说实话:他们之所以急着要破案,是因为来自受窃地区居民们的压力,他们可都是一些深具政治影响力的有钱人,最在意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跟他们一样有钱的人。而且,那一年秋天稍早荻雅娜曾跟我说,常出现在报上那个干劲十足的警察到艺廊去了一趟,盘问她有哪些客户,还有谁的家里有什么画作;我必须承认,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显然偷画贼非常清楚哪一幅画就挂在谁的家里。当荻雅娜问我为什么要皱眉头的时候,我挤出一抹微笑,回答她说,我不喜欢有人出现在她身边两公尺范围内,那有可能是我的情敌。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大笑前居然还脸红了一下。
我机伶地走回前门,小心拿掉浴帽与手套,出门前先把门把的两边都擦一擦。白天的街道仍是如此宁静,因为阳光明媚,秋日的天气显得凉爽而干燥。
去拿车的路上我看看手表。十二点十四分。我打破纪录了。我的心跳很快,但也很规律。再过四十六分钟,乌维就会从中控室启动防盗铃。我猜,大概在同一时间,耶雷米亚.兰德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面谈室里,站起来跟董事长握握手,最后一次说声抱歉,然后离开办公室,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就管不着了。但他当然还是我的人马。费迪南会照我指示的跟客户解释说,没能成功网罗实在是很可惜,但如果他们想要争取到像兰德这么优秀的人选,就应该考虑把薪水提高百分之二十。当然了,如果能提高三分之一的话,就更有机会了。
而这只是个开始而已。再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六分钟,我将要去干一票大的。我要猎葛雷夫的头。我的薪水太少,那又怎样?在斯德哥尔摩的老板,去你妈的,布雷德.史贝瑞,去你妈的。我可是这一行里最厉害的。
我吹起了口哨,鞋子踩得落叶噼啪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