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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师道要言不烦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双方的兵力后，就在官家面前发出了豪言壮语说：“臣在此，陛下不须忧也！”这大大地安了渊圣的心。
过去几天中，渊圣虽也逐渐倾向于战，但在主战、备战的同时又不敢废和。金银仍然在“簇合”中，金人催促“犒设”的使者仍在朝堂责难、咆哮，金银“簇合”得积有一定成数时就陆续往金营送去。双方信使往来不绝。在渊圣的主观想象中，主战仍不废议和，以备万一战败时，还可以留条后路与金人妥协，却不知道正因为朝廷尚在谋和，战志不坚，蛊惑了人心，反而会导致战守的失利。渊圣的脚踏两只船正好反映了他对战胜的信心不足。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主和的宰相、内侍、宫人们日夕在他耳朵边聒噪，时作耸人听闻的危言，使他六神无主；一方面也因为京师的防御力量薄弱，李纲忠义有余，毕竟缺少战争经验，心里不太踏实。如今有了种师道这根主心骨，又有了勤王军成为他的王牌，他的胆子壮起来了，决定要停送金银，开城一战，当殿就拜种师道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派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一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统属，俟机出击。除拜之际，还向种师道明确表示：“破贼之事，朕一以委卿！”这句话说得亮堂堂的十分威势，不像过去那样唧唧哝哝、吞吞吐吐。这是渊圣支持主战派最积极的表现。
有了这样的硬后台，种师道才能放手办事。他回到政事堂，即与李纲、李邦彦、折彦质、姚平仲等几个人共议战守大计。
李纲、姚平仲的主战立场，自不待言。折彦质也是新任的签书枢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将门之子，是个随风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过种师道的幕僚，渊圣让他签书枢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协助种师道办理战守之事，而此时又是主战派占尽优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在这场四比一的争辩中，公开主和的宰相李邦彦被主战派痛击得体无完肤。
种师道一上来就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说：“种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坚，备御绰乎有余。不知公等当初为何这等急急要与金人议和？”
“国家无兵，”李邦彦回答得十分勉强，“不得已才与之讲和。”
“凡战与守，自是两码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百姓虽不能战，如稍加训练，上城守御，有何不可？只怕粮食匮乏，倘使粮食有余，京师百万人民都可团结守城，怎能说国家无兵？”
“有兵无粮，也是枉然。”这是李邦彦的一句遁词。
对京师兵马钱粮的数据已大概了解的李纲立刻反驳道：“京师存粮尚可支数年，并无匮乏之虞！何来无粮之说？”
种师道又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论据道：“种某进城前，曾剖开一具金兵的尸体，看见他腹内并无粗细粮食，只用饲马的黑豆充饥。一人如此，全军可知。谅他金军已经缺粮，岂能在城下旷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紧与金议和，对他兵马钱粮之事难道一无所知？”
“这个……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彦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来。
“前日金使来催犒赏，金银不急，倒急着要牛马羊豕各万头，立时送去。折某当时也想着金军缺粮。”当时折彦质并未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此时都说得振振有词，表明他的先见之明。
种师道趁机嘲笑道：“折参谋想到的事，李太宰身为百僚之长，怎见不至此？”
李邦彦只好打退堂鼓道：“李某素不习武事，这些武夫之事，一时却见不到。”
“公不习武事，尚有可说，难道不读书不成？古来典籍中记载战争攻守之事多矣！公不读史鉴，如何考中进士，见为宰相？又怎能轻议武夫？”李邦彦以武夫相讥，种师道立刻还敬他一句，然后又问，“某此来，见到城外居民，多被屠戮，男女老幼尸骸纵横，民舍被焚，畜产也多为敌有。当时闻警，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拆去房屋，搬畜产入城？为何立闭城门，置百姓于敌军刀锋下，宛转就死？当局者谋国不臧，斯民遭殃，可胜浩叹！”
李邦彦一时想不出为自己辩护的话，只好老着面皮回答：“仓促之际，不暇及此。”
“好慌，好慌！”种师道显然恶意地笑起来，加上说，“某麾下士卒路经城郊时，看到这等景象，个个都戟指痛骂金贼肆虐，戕我生灵，也怪朝廷处置失策，不该和他议和，长他的威风，灭我之锐气。相公秉成国政，倒要多听听士兵百姓们说些什么、骂的什么，才是采风观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