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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的拳头以那么大的力度实施打击，以致把另一个强壮的人的鼻梁打断时，你难道没有想到会有指关节上的损伤吗？”
“我也许想过。”
“那么，发生这种损伤的概率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吗？”
“我想是吧。”
“指关节皮肤的挫伤？手背上腕部与指关节之间细长脆弱的掌骨头的青肿？”
“更像是掌骨青肿。”
“与拳击运动员的损伤相似？”
“是的。”
“但是现在已经惨死的那个人，他的右拳上没有那种损伤？”
“没有。”
“谢谢你，贝特曼先生。”
卡尔・贝特曼不可能知道的是，跛子在打破普赖斯面孔时，没有使用握紧的拳头，而是一次更危险的打击。他使用的是手掌的硬缘，从腰部向上发力，自下而上砸在了对方的鼻子上。假如普赖斯没有牛一般的力气，不经常打架斗殴的话，他会被打翻在地并失去知觉。
脑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作证完毕后离开了证人席。他没有遇到范西塔特的询问，但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大夫就不同了。
“告诉我，梅尔罗斯医生，在那个星期二下午五点至五点半，当你检查普赖斯先生的鼻子时，鼻孔里有没有血？”
“有，出血了。”
“已结块还是仍是液态？”
“两者都有。鼻孔底部附近有血块小片，但再往上的血呈液态。”
“而且你发现鼻梁有两处骨折，软骨被推向了一侧？”
“是的。”“所以你矫正鼻骨、矫正鼻梁并把鼻子固定住，为的是让它自然痊愈？”
“是的，我是这么做了。”
“假如伤员在去医院之前，曾经不顾疼痛，愚蠢地试图自行矫正鼻子，那是否会引起新的出血？”
“会的。”
“那样的话，在看到那个鼻子时，你能说它是几个小时之前遭受的损伤？”
“数个小时之前，当然了。”
“嗯，是三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是更长时间？”
“这很难说。说不准确。”
“那我给你一种可能性。星期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出门去，在酒吧里喝得烂醉，在回家路上想在水沟里小便。结果他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重重地倒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的后板上，因此摔破了鼻子。那样的话，是否能造成你所看见的损伤？头天晚上的？”
“有可能。”
“嗯，梅尔罗斯大夫，是或者不是？是可能的吗？”
“是的。”
“谢谢你，大夫。没有其他问题了。”
范西塔特现在是在对乔纳森・斯坦法官说话，照本宣科，但清楚响亮。他说的是：这就是我的当事人所讲述的确切情况，而且如果他不改口，我们双方都知道控方是不能推翻的。
在法庭后方，杰克・伯恩斯不由得暗暗叫苦。梅尔罗斯为什么不坚持那损伤不可能在治疗的四个小时之前造成？这没人知道。认真诚实的医生真是讨厌。
保罗・芬奇先生是取证室的头头。他不是警官，因为多年来伦敦警察厅都根据合同让平民科学家承担司法取证工作。
“你从被告合住的那套公寓里收集了大量衣物？”范西塔特问道。
“是的，我收集了。”
“还有受害人遭袭击时所穿戴的每一件衣物？”
“是的。”
“而且你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检查，为的是想在一处衣物里发现来自于另一处衣物的任何纤维？”
“是的。”
“那么有没有这种痕迹？”
“没有。”
“你还收到了一件沾有干涸血迹的T恤衫？”
“是的。”
“还有来自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的一份血样？”
“是的。”
“它们是否相符？”
“是的。”
“T恤衫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的血液？”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天堂路地段人行道或者青林园小区的血样？”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法罗路上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下面或者附近的血样？”
芬奇先生完全被搞糊涂了。他朝那把长凳看了一眼，但没能得到任何提示。伯恩斯侦缉督察把脑袋埋在双手里。森德兰小姐看起来也爱莫能助。
“法罗路？没有。”
“很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汉密尔顿法医用他那欢快而又自信的语气叙述了尸体解剖的报告。死亡原因，他说，是由于脑部被皮靴多次踢打，导致脑干严重受损。
“在解剖时，”詹姆斯・范西塔特问道，“你是否检查了尸身上的每一处？”
“当然了。”
“包括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