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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要进行一番研究，如果到头来是在浪费时间，那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我已经把它送到科尔伯特学院去了，请斯蒂芬・卡彭特看一下并进行X射线扫瞄。因为我要出门，而斯蒂芬说他也要外出，所以我请他直接把报告寄到汉普郡给你。月底见。
艾伦
佩里格林・斯莱德躺在游泳池旁的一把躺椅上，一边啜饮着当天第一杯粉色杜松子酒，一边把这封信读了两遍。他也来了兴致。英国艺术家，即使他们在木板上作画，也从来不会使用时隔几个世纪的杨木。北欧人使用橡木，意大利人使用杨木。而且一般来说，木板越厚，年代越久，因为古时候的锯木技术几乎不可能把木板锯得特别薄。
利用他人的旧画在上面绘制新画其实很常见，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在美术史上，曾有一些毫无天赋的白痴在早期的真迹作品上作画。
现代技术可以确定一小片木头、帆布或颜料的年代和日期，不但可鉴定其原产地，有时甚至能判定是来自哪个画派，还可用X射线看清表层画面之下的模样。
利-特拉弗斯这么做是对的，以防万一。斯莱德本打算第二天去伦敦，与玛丽娜进行一次令他极其痛苦的会面，他想，也可以顺便去一次办公室，核查一下那份记录。
记录确认了寄自希思罗机场的信件中所说的一切。一个叫哈米什・麦克菲的人闯进伯里的办公室，留下一幅题为《猎袋》的维多利亚时期静物画。它已被标上“F 608”的储存号码。
储存记录显示，那幅油画在八月一日抵达伦敦，并于八月六日被送往科尔伯特学院。斯莱德关掉电脑，尽管从未曾谋面，但他满心期待着传奇人物斯蒂芬・卡彭特的鉴定报告。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伦敦的下午六点钟，在加勒比海是下午一点钟。他用了一个小时时间，试图通过利-特拉弗斯的手机或他船上的无线电联系上他，但一直发现自己是在与别人通话。最后，他放弃了，转而去赴与玛丽娜的幽会。
八月十八日，一个身穿科尔伯特学院防尘罩衣的矮个子搬运工穿过达西大厦正门，来到前台边。他携带着一幅用气泡布包装着的小油画。
“早上好，亲爱的，科尔伯特学院按计划送货来了。”
柜台后面的年轻女士被搞得一头雾水。送货员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看了一下。
“达西储存编号‘F 608’。”他念道。女士豁然开朗，她在身后的电脑键盘上输入号码。
“等一下。”她说。查阅电脑后她得知，这件物品已经提离储存仓库，送去让科尔伯特学院作鉴定了，下指令的是正在度假的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现在，物品送回来了。她打电话叫来自己单位的搬运工。
在她签收了科尔伯特学院送货人的回执单后，这幅有防护包装的油画回到了储存处。
特鲁平顿・戈尔走上外面热烘烘的人行道，心里想道：“假如我在那栋楼里再待下去，我就要付他们房租了。”
八月二十日，斯蒂芬・卡彭特教授的鉴定报告以创纪录的速度，抵达了佩里格林・斯莱德位于汉普郡的庄园。佩里格林・斯莱德在泳池里畅游一番后，在吃早饭时收到了这封信件。读信时，他那盘鸡蛋变凉了，咖啡的表面也结了一层膜。这封信件说：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
我敢肯定，你在眼下一定知道了，在艾伦・利-特拉弗斯出发去度假之前，曾请我鉴定一幅维多利亚后期的小油画。
我不得不说，这项任务原来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最终结果令人相当振奋。
这幅标题为《猎袋》的图画，粗看之下，似乎相当丑陋、缺乏优点，大约是一百年前某位业余庸才的涂鸦之作。但画作的木板引起了艾伦的注意，因此我也对其重视了起来。
我把木板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框子中取出，潜心研究了一番。毫无疑问，它是杨木，而且相当陈旧。在它的边缘，我发现了古代乳香脂或胶水的痕迹，这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块碎片，是一幅比这大得多的画作——比如祭坛画——锯开之后的其中一部分。
我从木板后面取了一点小碎片，以测定其年代和可能的原产地。你也知道，树木年代学不适用于杨树，因为这种树与橡树不同，它没有能显示所经历的岁月的年轮。然而，现代科学还有其他方法可对其进行测定。
我已经可以证明，这片木头与十五和十六世纪那些意大利的木材相一致。用分光显微镜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了锯木工使用的十字锯锋口留下的微小裂口和切口。锯条锋口上的一处细微的不规则状态，和在该时代、该地区其他作品上所发现的痕迹相一致，这也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作品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