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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感到很紧张。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当他来到贝斯沃特西伯尼街旁边那个地下室公寓的门口时，他心里的那种紧张感已经变成为蠢蠢欲动了。他忐忑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过道里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短暂的停顿，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猫眼窥视，那孔眼正可以看到他所站立的位置。然后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等他进入后，就关上了门。“你就是亨利吧。”她柔声说。他点了点头。“嗯，去客厅吧，我们可以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走过廊道，进入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他的心脏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象的要老一些，三十五六岁，浓妆艳抹，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但部分是因为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刚才当她在前面领他进走廊时，从那拖地睡袍下的臀部宽度来看，她块头很大。她转身把他引进客厅时，衣袍前襟敞开了一下，露出了里面镶有红边的黑色尼龙胸衣。她让门开着。
房间中家具简陋，似乎只有很少的几件个人用品。那女人朝他露出了鼓励的微笑。“你把我的小礼物带来了吗，亨利？”她问他。
塞缪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袋里的二十英镑纸钞递给她。她接过钱，塞进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里。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的。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的边缘，他感觉自己嘴里就像是塞满了快干水泥。“这很难解释。”他咕哝着说。
她又笑了。“用不着害羞。你想做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了她。她没有表现出惊讶。
“没事，”她轻松地说，“许多男士都喜欢那种事情。现在，脱下外套、长裤和鞋子，然后跟我去卧室。”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着她再次走过廊道进入卧室。房间里的灯光出人意料地明亮。进屋后，她关门上锁，把钥匙放进睡袍口袋，然后脱下睡袍，挂在门后。
三天后，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投递到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塞缪尔・纳特金在前门的蹭鞋垫上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捡起来，拿到早餐桌上。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莱蒂斯姐姐写来的，一封是家政公司的盆花账单，第三封信件是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的邮戳是伦敦，信是写给塞缪尔・纳特金的。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以为是一份商业广告，但不是。
当六张照片掉出来、正面朝上摊在桌上时，他迷惘地盯着这些东西，愣住了。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迷惘立刻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些照片，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见那女人的脸，在至少两张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他慌忙去看信封里面，想知道还有什么，但信封里面已经空了。他把六张照片都翻过来，但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图片，没有文字。
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