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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也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员如果从事间谍活动被抓住，只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国际间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忙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诉他们，他在巴格达的任何使馆里都没有安插过间谍。因为这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摩萨德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以色列先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拿到他们驻巴格达的使馆人员名单。没人符合条件，没人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且可以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都没有。
最后，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一九八八年时有一个机构驻在巴格达，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拿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愿意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知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导演了这出闹剧，要么耶利哥彻底背叛了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写给巴格达的一位客户的，他订购了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大卫在信中说，很明显，稍微多一点耐心是必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理由是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了三个星期的事假，当即获准并飞回了智利。
他回家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之后同意了。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仍怀有强烈的感情。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话不说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训练组去那里开始了工作。
训练一个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敌国操纵隐蔽的间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向这位三十岁的智利人传授如何用基本密码书写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和微缩胶卷。他们带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比如携带着机密情报。万一发现自己遭到跟踪，要取消约会或接收情报，改到以后再进行。
他们向他示范如何使用藏在假钢笔内的化学燃料，这样在洗手间里或在一个角落里几秒钟之内就能销毁证据。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作“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鸣，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邮筒——在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一块墓碑下面，一个树洞里，或一块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可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期间，他们没一个人知道这个智利人回到巴格达以后要干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知道。连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要他干些什么。
在伦敦停留时，蒙卡达被带到了希斯罗机场旁的五角宾馆。在那里沙米・格桑和大卫・沙龙将任务告诉了他。
“不要试图去查明对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达，“这件工作留给我们去做。只要建立和使用邮筒就行了。我们会寄给你问题清单。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语。我们猜测耶利哥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点英语都不懂。千万不要试着去翻译我们寄给你的材料。只要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你对他的邮筒即可，不要忘记标上相应的粉笔记号，这样他就知道了该到哪个邮筒去取。当你看到他的粉笔记号时，你就去他对你的邮筒，把他的答复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