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言情小说网,,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若被转/码,可退出转/码继续阅读.
1990年9月
在勒福托沃监狱，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坐在办公室书桌前，审视着刚刚收到的三份资料。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心情很复杂。
首先是成就。整个夏天，克格勃第一和第二总局反间谍部门的同事们，把三个叛徒一个接一个地，很快就交给了他。
第一个是外交官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露了馅：一是他在苏联驻阿根廷使馆担任过一等秘书，二是他回国后不久，就用两万卢布买了一套公寓。
他没有犹豫就全盘招供，把所有事情都向坐在桌子后面的审讯官和录音机彻底坦白了。六个星期后，他该说的都说了，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里的一间很深的地牢，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少超过一摄氏度。他浑身颤抖着坐在牢里，等待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就在上校办公桌上的一份资料内。
7月份，核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被关进了监狱。到美国加州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缩小到四人。在对位于阿尔扎马斯-16的布利诺夫公寓的一次突击搜查中，他们从柜子里起获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里面藏有一小瓶隐形墨水。
他也很快就供认了一切。只要看到格里辛的审讯小组以及那些专业刑具，就足以使他松口了。他甚至透露了他向东柏林投寄密信的地址。
对东柏林地址的突然袭击任务，则交给了克格勃东柏林K分局的一位上校，但不凑巧的是，就在袭击发起的一个小时之前，公寓的租客已经穿过新近开放的城市，逃到了西柏林。
最后，他们在7月下旬逮捕了西伯利亚的军人索洛明。这是根据他在军情局的官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任职过的经历，对他实行严密的监视后敲定的。在监视期间，他们也对他的公寓进行了一次搜查，发现他的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礼物时看到过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比奥特尔·索洛明与其他人不同，他忍受了极大痛苦，大声辱骂表示蔑视。最终，格里辛还是击败了他，他总是能够成功。他威胁要把其老婆孩子发配到最严酷的劳改营里去，从而获得了突破。
他们每个人都描述说，那位笑容可掬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如何渴望倾听他们的心事，又是如何合理地提出了建议。这使得格里辛从内心产生了另一种情感，那是他对杰森·蒙克这个幕后人的刻骨仇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不止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接头，然后安然地离去，就在克格勃的鼻子底下。他越是了解这个人，就越是怒火中烧。
当然，他们也进行了各项检查。“亚美尼亚”号旅游船的航次旅客清单被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什么假名。船员们依稀回忆起有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身穿得州人的服装，与索洛明描述的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的模样相符。很可能蒙克就是诺曼·凯尔森，但这并没有得到证实。
在莫斯科的侦探工作收获颇多。他们通过签证申请记录和国旅的旅游团组记录，查出了那天在苏联首都的每一个美国游客的资料。最后，他们把疑点集中到了大都会酒店，还有碰巧因为肚子疼而没去游览札格尔斯克修道院的那个人。就是那天，蒙克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了面。菲利普·彼得斯博士，格里辛将会记住这个名字。
当三个叛徒向审讯小组坦白，他们在美国人的劝说下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时，克格勃情报官全都吓得脸色惨白。
格里辛把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总是喜欢听到最后的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局局长晋升为负责整个克格勃的主席。那天上午，他带着那三份死刑判决书，去了位于新广场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顶层，放在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办公室的书桌上，等待签字。经批准后，他又把死刑判决书送到了勒福托沃监狱，上面的标记是“立即执行”。
上校给后院里的罪犯半个小时的时间，去体会即将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如同他经常告诉学生们那样，没有时间去预料。他下楼去了，在太阳永远也照射不到的高墙下的院子里，那三个人已经跪在了砾石地面上。
第一个是外交官。他似乎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当军士长用九毫米马卡洛夫手枪顶住他的后脑勺时，他一直咕哝着“不，不”。看到格里辛一点头，军士长扣动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扑倒在自己面前的砾石地上。
科学家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长大的，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的灵魂带往安息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咫尺之遥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外交官那样面朝下扑倒在了地上。
比奥特尔·索洛明上校是最后一个。他仰望着天空，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了家乡，那儿的森林和河流里有许多猎物和鱼虾。当他感觉到后脑勺冷冰冰的枪口时，他朝站在墙边的格里辛上校伸出左手，中指僵硬地竖了起来。
“射击！”格里辛一声叫喊，一切都随之结束了。他命令当天夜里就将尸体掩埋，地点是在莫斯科郊外林地里没有标记的墓穴。即使死了，也不能有丝毫的仁慈。他们的家人将永远找不到可以送去鲜花的地方。
格里辛上校走到西伯利亚军人索洛明的尸体旁，弯腰看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子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准备写报告，这时候，电话机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他认识的第二总局调查小组的一名同事。
“我们快要查到第四个叛徒了，”那人说，“现在只剩下两个嫌疑人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反间谍部门的，都在东柏林。我们把他们都监视了起来，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在我们确定了以后，你想知道吗？你想参加我们的逮捕行动吗？”
“给我十二个小时，”格里辛说，“十二个小时后我会赶到。这个人，我是要定了。这个人，我有个人恩怨。”
调查官和审讯官都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情报官是最难突破的。他在K局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过许多年，知道要如何去发现针对他自己的反间谍行动。他不会在卷起来的袜子里放置隐形墨水，也不会去购买公寓。
过去，事情总是比较容易。如果某个人受到怀疑，他就会遭到逮捕和审讯，直至最终坦白交代或被证明是蒙受冤罪。到了1990年，当局坚持，必须要有证据，或者至少在实施盘问之前，要有确凿的证据。“来山得”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只能当场把他抓住。这需要计谋，还需要时间。
此外，柏林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从技术上讲，东部依然是苏联的领地，但柏林墙已经倒塌，如果受到追猎，罪犯很容易逃离笼子，驾车快速穿过街道进入到灯光明亮的西部，他就安全了。那时候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