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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一起喝酒聊天的第五个晚上，答案浮现了出来。他内心的愤怒爆发了。
1982年，也就是索洛明到也门赴任的前一年，他被调去莫斯科的国防部办公厅工作。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他在那里引起了一位副部长的注意，被安排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上，那位副部长在贪污国防预算资金，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为自己建造夏季度假别墅。
副部长置党纪国法和最基本的道德于不顾，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在河边的林地里为他建造豪华别墅，索洛明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任何军嫂都会眼红的嵌入式厨具。他看到了安装在每个房间里的日本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的斯德哥尔摩镀金洁具，还有鸡尾酒吧里的陈年苏格兰威士忌。目睹这一切后，他的思想转变了，他开始厌恶这个党和这个政权。从一开始的忠心耿耿转变为对这种腐败和专制的仇视，他绝对不是苏联军官中的第一人。
他在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全球广播节目，自学英语。虽然这两个电台也用俄语广播，但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节目。他听到的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截然不同，西方并不想与苏联交战。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来促成他最后的转变的话，那就是这次的也门之行。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挤在狭小的公寓里，而权贵们则住在豪宅公馆里。他们花着我们的钱，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妻子连电吹风或质量好一点的鞋子都买不起，而他们则浪费几十亿资金，搞这种头脑发热的援外项目去感化……谁？这些人吗？”
“事情正在变化。”蒙克安慰说。西伯利亚人摇了摇头。
3月份以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当权执政，但他的改革要到1987年下半年才开始有起色。此外，索洛明已经有两年没回过家乡了。
“没有变化，那些上层的官僚……我告诉你，埃斯特万，自从搬到莫斯科以后，我所看到的浪费现象和挥霍程度，你是不会相信的。”
“但那位新人，戈尔巴乔夫，他或许会让局面有所改变，”蒙克说，“我并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从这种专制中获得自由，他们会去参加投票，真正的投票。这个时刻，离现在应该不会太远……”
“太远了，还不够快。”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酷的策反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中，一名忠诚的苏联官员在接收到策反的信息后，可以去向他的大使抱怨，其结果可能导致一次外交事件。在暴政制度下，这会导致长期的监禁和孤独的死亡。蒙克毫无预兆地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你可以帮助加快这个变化，朋友。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这样的变化发生，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索洛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克看了很久，蒙克也在回视他。
最后，苏联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会出卖我？你知道我在死去之前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和痛苦，而你自己，将苟且偷生。”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话了：
“我是不会把头号敌人出卖给那些猴子的。可你也太大胆了，你的要求真是疯狂。我警告你管好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可以走，想走马上就可以走，可你会坐立不安。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无能为力。这样下去不会发疯吗？”
苏联人站起身来，留着杯子里的啤酒没喝。
“我要考虑一下。”他说。
“明天晚上，”蒙克继续用俄语说，“还是这里。你一个人来，我们就谈谈。如果你带卫兵，那我就死定了。如果你不来，我就坐下一班飞机离开。”
索洛明少校昂首阔步离开了。
按照所有的标准程序，蒙克都应该离开也门，而且要快。他没有遭到断然拒绝，但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是会改变主意的，而也门秘密警察的地牢则令人恐惧。
蒙克等了二十四小时。少校准时回来了，独自一人。又过了两天，蒙克带来了藏在洗漱用品里的基本通讯工具：显影墨水、安全地址以及含有暗号的普通短语。在也门，索洛明没多少情报可以透露，但一年后他将回到莫斯科。如果还是愿意，他就可以联络。
分手时，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过了好几秒钟才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