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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来到巴黎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鲁昂。他本来想，终于可以看看这座不夜城了。但现在全都没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负责的班组里不会有指望的，只是更多同样的琐事罢了。“看到那个阻挡行人的路障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看着它别让人挪动，除非他们有特许，否则别让任何人通过，明白了吗？你的工作责任重大，我的小伙子。”
责任重大，真见鬼！为了巴黎这个解放日，上头可真是有点疯狂啊，从其他省份调了几千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来了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传，可能有人想闹事，要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夸张呢。谣言，总是有谣言。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向后看着雷恩大街。他守着的路障是横跨街道的一段，从这边建筑里伸出，又没入另一边的建筑里，在六月十八日广场向北二百五十米。从这里到火车站的正门还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车站的前广场就是庆典仪式要进行的地方。他能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前广场上，标出那些老兵、各级军官和共和国卫队该站的位置。还要三个小时。上帝，真是没完没了。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众开始聚拢。他们有些人还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等上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脑袋，只知道戴高乐在那一群人中间的某处。
在路障处四处散落着一两百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过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里就要倒下了。他头上黑色的贝雷帽浸透了汗水，长军大衣在膝盖下面来回摇摆；他的胸口还挂着一排勋章，叮当作响。路障边的人群里有几个向他投去充满同情的目光。
这些老家伙总是留着他们的勋章，瓦尔雷想，好像他们这辈子就只有这点玩意儿了。好吧，也许这真的是他们某些人唯一剩下的东西吧。像这个老头，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看着这个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马路，心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在他的双腿都健全的时候。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打垮的老海鸥，就像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以前在家乡海滩所看到的那样。
天啊，难道你的余生都要这样一条腿瘸着，靠一支铝制拐杖支撑着自己吗，太惨了。老头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缩地问道。
“来吧，让我看看您的证件。”这个老退伍兵在他的衬衫里面摸索着，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看着。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年龄五十三岁，生于阿尔萨斯的科尔马，住在巴黎。另外一张卡属于同一个人。卡片上端横着写着一排字：伤残军人。
嗯，你的确是残了，老伙计，瓦尔雷想。
他仔细看了看两张卡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不过是不同时间照的。他抬头看着老人。
“把您的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里。瓦尔雷比较了一下自己眼前这张脸和照片上的脸。是一样的。面前的人一脸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几处弄破了，用小块卫生纸贴上了，斑斑的血迹仍然可以看到。脸色灰败，一层的汗，油腻腻的。前额的头发乱蓬蓬地竖着，指向哪个方向的都有，由于被贝雷帽压着，更是乱作一团。瓦尔雷把卡片递回给他。
“你要去那边做什么？”
“我住在那儿，”老头说，“我退休了，靠退休金过活，我有一个小阁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恩大街一五四号。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看着前面的房子。门上的数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顺着这个方向再往前走一点。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过去吧。但不要乱跑。再过几小时总统就要来了。”
老人笑了，收起证件时用一条腿和拐杖撑着差点摔倒，瓦尔雷赶紧伸出手把他扶稳。
“我知道，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奖章。我自己是两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次只是陆军部长授的。”
瓦尔雷瞟了一眼勋章。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这该死的小玩意丢了一条腿。他想起了他的权力，便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顺着路走了。瓦尔雷转身去拦阻其他想要溜过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别再挤了，退到路障后面去。”
他朝那个老兵最后看了一眼，只看到那件军大衣，一闪就消失在街道远端靠近广场的一个门洞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