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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钩祖师用双钩战胡金镖，占了不少优势。但是局势不容盲目乐观，那胡老头是京师十几家镖局的总镖头，又是以刀成名，必然有厉害之处。他自己也开一家镖局，叫金秤镖局，走镖时老带着一个大天平。遇上贼人劫镖，一刀把贼劈开，总要称称。要是两边差了一两以上，就说自己荒疏了。所以他一面交战，一面就看天钩的中线，恐怕劈歪了。等一切看好，就使出得意的一招——呼的一声如白虹贯日从中劈下。以往中刀之人就觉得从头顶到尾骨一道凉，然后自己就如出水夫蓉，带雨桃花，缓缓开放。可是天钩非泛泛之辈，早防到这招，双手钩往上一架，只见雄钩上有笋头，雌钩上有笋眼，雄雌合体就是一把老虎钳子，那一刀正砍在钳口里。天钩两手一张，钩头上月牙钳住刀身，又成了一把工兵的破坏剪，眼看要把胡老头的成名兵器剪断，叫他没法做人。谁知胡金镖百战之余，应变神速，见天钩胸前空门大露，立刻放了刀，一掌朝他胸前拍来。那一掌合有朱砂掌、黑砂掌、绿砂掌诸般掌力，打在身上先发红，后发黑，再发绿，五脏破裂，七窍出血而死。那天钩不闪不避，挺胸一迎，只听砰的一声。原来天钩老拿这一手锁人兵刃，胸前老大空门哪能不防？他胸口贴肉带一个生铁盖子，有一寸厚，起卧不解。胡金镖拍在上面，自己的手先发红，后发黑，再发绿，还好没有五脏破裂，只是手像气吹一样肿起来。疼得他爹呀妈呀地叫。天钩道人把脸一板，说道：得罪了。就要把胡金镖的刀铰断，谁知铰之不动。原来胡金镖已知天钩有这一手，所以早请人在刀上加钢加铁，弄得比门板还厚。天钩嘿了一声，早运起各种内功，只听嘣的一声响，钩头上的月牙飞迸而去。不但如此，还把笋头扭变型，钩柄扭弯，请了多少铁匠，都说修不好。那刀分毫无损。我们与奸党的这场决战，奸党伤了一只手，我们损了两只钩，就算打平。
我在操场上见人大炼钢铁，只见人来人往，就如没头苍蝇一样。在一片混乱之中，一股浩然正气，冲天而起。假如小孙说得对，那就是一股傻气冲天而起。我立刻投身其中，成为我们的一员。又过了三十年，我也长大成人。像大炼钢铁那样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所以只好委屈一点，在学校里教教书。学校这种地方只适合我们，奸党绝受不了这样的清苦。所以仁人志士，在所多有，很快结交了一帮人，搞起科研来。弟兄们个个是好样的，其中有学数学的，学材料的，学自动化的，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学畜牧的。我在其中痴长数岁，被尊为大哥，行掌门之权。当然头上还有师长，那就是我的导师。要没有他老人家牵头，我们这个机器动物研究组也搞不起来。
我就出生在我任教的大学里，而且在这里长大。我记得我导师是六六年下半年到校的，在此之前，他是南洋富商之子（是小老婆生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香港教书。据他自己说，他在香港加入了革命组织，受到迫害，所以回国工作。不过后来查明他说的革命组织乃是托派。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他整得好惨，满头打的包又大又圆。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加入了什么，为什么挨打。据我考证这是一条规律：挨打的永远不知为何挨打，打人的永远知道为何打人。要在抡皮带的和挨皮带的之间建立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不能给他说明白。徒不言师之过，不曝师之丑，这是做人的道理。他挨打时的有趣情形，我也不便细讲。我所要讲的是，我导师一回国，就见万头攒动，红旗如云，人人蹿上跳下没一时安分。他就觉得一阵大欢喜，立刻投身其间。
我导师见人人都写大字报，自己也不甘寂寞，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尽胸中所学，努力写出一张大字报来。无奈他受的是殖民地的洋奴教育，汉字都认不了几个，更何况用毛笔。那篇大字报上墨手印比字还多，还有大量的拼音。至于内容，都是奇谈怪论。什么“革命是个集合”之类，知道的说，他老人家学的科学方法论专业，就会这个；不知道的说他是疯子。按说那年头谁都不信有疯子，疯子就是装疯的反革命；可他的托派嘴脸还没暴露，人家念他远道而来，也不怪他。于是他一篇篇写个没完，说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怎么进行，终于惹出事来。
我导师长一副典型的马来人嘴脸，黑不溜秋，干瘦干瘦，戴一对近视镜片，浑似瓶底。穿一件暗绿的呢子大衣，上面黑得流油，叫人看了就不顺眼。他就这么个样子，夹了一卷大字报去贴。那时北京城里最缺的一不是钱，二不是房子，而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家都要上墙上实现，可是没有那么多墙。所以所有的大字报都注着：保留五天。他又没有眼力价，上去就贴，正好被本主看见（那是一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上去一把揪住。我导师分毫不惧，操起台山话、广州话、潮汕话，偶尔还有普通话，和对方理论。对方只听见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偶尔还有挨刀断气之声，一句也不懂；就取了简捷的办法，飞起一腿，把他裤裆踢中。那结果正如医院诊断书上所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我老师挨了一脚，觉得很疼。上医院看过后，把诊断画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寻求公道，从此名声大噪：人家都叫他龟头血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