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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在某种意义上,罪恶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复仇 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故乡 死是欢乐的解脱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故乡”的概念,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淡漠了。从前,每个人的故乡都有鲜明特色,不同的城镇或乡村,不同的风俗和文化。可是30年来经济发展,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国际化,全国各地都在慢慢趋同。我走过很多地方,看上去每个县城都一模一样,街头招牌林立,建筑杂乱无章。去年我开车回利川,特意在古街停车下来看,沧桑变化,触目惊心:整条街已经搬空了,只剩下寂静无人的吊脚楼。古街死去了,因为新的公路修建进来,人们都搬去靠近公路的新村,这里已经不再是集市的中心。大家都住砖屋了,腐朽的木板楼也没有用处,连拆掉的价值都不存在,只好废弃。
这样一种村庄变迁的历史,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今天中国有无数个像我的故乡一样的村庄,正在一点点死去。我看着古街两旁破败的房屋,想想当年这里边都有家族世代繁衍,无数辛酸快乐的故事,现在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寒风穿过窗棂。我是土家族,现在常常努力回想那些快被遗忘的风俗。土家族的姑娘出嫁前,要请来闺中密友,大家一起围着火塘,唱伤心的歌曲,告别少女时代。这叫“哭嫁”,因为歌曲都带着哭腔,咿咿呀呀,唱的内容是告别父母,告别兄弟姐妹,告别乡邻。新娘要用歌声感谢养育她的故乡,感谢每个曾经对她好的人。土家族的丧礼也很有特色,叫做“跳丧”,就是跳舞,真正的舞蹈,极漂亮。 “跳丧”以死者的棺材为中心,一群汉子打着鼓,绕着棺材边唱边跳,又叫“绕棺”。棺材成了巨大的道具,歌声苍凉,直入云霄。按照土家族的传统,死亡是一种欢乐的解脱,是喜事,相反婚姻却是苦难的开始,所以婚礼要哭,丧礼要笑。1983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外婆去世了,她的丧礼就成了我们小镇的盛大节日,备极哀荣。丧礼上有民间的班子唱“孝歌”,就是根据死者的实际情况,即兴编词,用调侃的调子唱出来,努力把丧礼上的人们逗乐。现在,“哭嫁”和“跳丧”都已罕见。如今的女孩子已经不会唱那些古老哀伤的歌曲,而且她们也不觉得这种仪式有什么意义,甚至觉得害羞、可笑。也有亲戚朋友会来陪她度过出嫁前夜,不过大家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打打麻将。前不久我有个朋友出车祸死掉,我从北京赶回老家去参加他的丧礼。我非常吃惊:棺材当然没有了,现在都是火化,只有骨灰盒。可是我们那里的殡仪馆还试图用新形式来取代“孝歌”,于是设置了一套卡拉OK机———死者的女儿在殡仪馆里唱卡拉OK,唱“党啊亲爱的妈妈”———这多么荒诞,多么格格不入。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外婆。她死在山里,下葬时坟头朝向东北方:遥迢山河之外的江汉平原,是外婆的故乡。我亲手将她装进棺木,并且立下誓言:十年后一定让外婆魂归故里。然而十余年过去,当我终得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我跪在外婆坟前哭泣焚纸,而后开棺拾骨———棺木中只有一副干干净净的骨架,外婆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我恭敬地把外婆的遗骨收入木箱,背起箱子,心说:外婆,走,孩儿带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