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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见拙作《地主之殇》】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残忍教育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童年的恐惧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抄饭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闻割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闻割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闻割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割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袭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疯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尾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疯之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令导押出来披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供餐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氨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洞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接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割命的农民晕洞时期，一切无正负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洞或起易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佑哌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饭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膏最辛指示又从北平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形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栈。再不然便是抄枷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抬。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向另外的毛信图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割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洪慰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制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闻割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信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针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桶制者要造自己的饭——这种确实史无前理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换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事实——那就是在闻割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洞折腾，递增的斗针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砖镇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童稚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棺鸟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割，而不管这场变割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二十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一种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颁响——要打到一切裆全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割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棺鸟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裆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全派，谁真正应该被打捣。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裆都承认这是一场“浩捷”了，可是真正的罪馗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五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闻割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疯之修”到“裆全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抄，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割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割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割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洞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洞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返佑时被玩弄了，但在闻割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宫武慰，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秃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六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闻割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抚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他过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闻割，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全，去砸遂一切法全。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尸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饭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骇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碎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肘知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五逗，使其它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闻割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洞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自己的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昌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闻割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捣了，母亲是佑哌，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矛组戏。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49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闻割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闻割，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八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综供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裆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意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闻割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作错了事，管教会组织皮袢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逗。犯人代代相传的皮袢稿，都是闻割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闻割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闻割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餐阶急文话大割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那一代与这一代的遭遇
——从《垮掉的一代》说起
80年代初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美，张洁女士曾偶然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垮掉派"的鼻祖金斯堡。说偶然，是因为这次饭局的东主大约因为社会形象的考虑(很奇怪，美国也计较这个)，并未邀请金先生作陪。他听说是招待中国客人(他从50年代便对东方禅宗感兴趣)，便自家赶来了。衣衫落拓，且背来一架旧手风琴。这迹近我们所说混吃混喝，所以席间的东道方对他虽不便"端茶送客"，却多少有些"给冷脸子看"。他却是个自己热闹的主儿，不断找中国作家碰杯，然后自己提议要为客人献上一曲。遂拉起那具漏风的琴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开了。
其时，对我国来说，"垮掉派"文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中国代表团是否内部有"说法"规定在美国的接交范围，这尚不知。但至少在美国，彼时代表其官方的主流文化正统作家们，却仍有些不屑与这种在野派的"垮掉"文人为伍。哪怕金斯堡该时早已名满天下，也拿过国家大奖了，却仍难在这种场合"奉叨末座"。
回顾一下"垮掉派"的衰荣沉浮，其实并不难理解他们从寂寞到热闹又复归寂寞的全部境遇。金斯堡、克鲁亚克与伯罗斯因两个女人的牵扯而订交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时，都还只是我们所谓的"文学青年"。(这一身份在许多国家似乎都包含着这样一些内涵-官家眼中的刁民，警方眼中的肇事者，父亲眼中的逆子，街坊眼中的酒鬼，女人眼中的情人。)他们在二战和大萧条的阴影中，看到的不是死亡和饥饿，而是疯狂。当他们与小偷流浪汉为伍时，他们所仇视的资产阶级市侩文化正在朝物质主义大步迈进。社会的集团化不断剥夺个人的责任和选择，技术至上造成的现代拜物教和麦卡锡反共狂症带来的政治迫害，都使他们感到人类正把自己带向一个新的深渊。他们自命是一群掌握着神谕的天使，视自己的谵呓文字为"天启文学"，他们"带着滴血的羽翎一路拍翅飞来"，似乎就是为了向世界预告新的谋杀将要开始，而且是由人类用自己的创造进行自戕。
似乎是为了显示自我的独醒，因而去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疯狂-他们的言行以极度叛逆的方式一开始就让50年代的美国瞠目结舌。酗酒、吸毒、同性恋、违法乱纪或四处流浪，一切无不让主流社会嗤之以鼻。他们辛苦写作"长达几公里"的稿件难以付梓，好不容易出版的《嚎叫》、《在路上》和《裸体午餐》，又立刻招来学院派的冷嘲热讽。《党人评论》称之为"一群堕落的乌合之众"。穷困潦倒的金斯堡，一次跳上酒吧的圆桌朗读《祈祷》，边诵边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声嘶力竭，涕泪交流-他们完全是那个世界的局外人!然而，最终还是在把他除名了的母校的一次朗诵会上，他的声音终于铭进了历史的磁带。那是1959年的哥大校园，年轻学子们被这种放肆狂野而又真情毕露的文学惊得一愣一愣的。似乎一夜之间皆被吼醒，"垮掉派"突然让举世侧目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记下的故事——诗人海子在死前的某一天，来到一个小酒馆对老板说：我可以在这里朗诵诗，请给我一杯酒喝好吗?老板说：我可以给你一杯酒，但请你别朗诵诗!这不是新版《世说新语》，多数人会开心一笑，但总有一些人会为之黯然。
真正使"垮掉派"臭名昭彰的是60年代。那时他们已拥有太多的青年崇拜者，发展他们的思想甚至模仿他们的衣着，把"垮掉"这一文学运动演变为社会运动，群居、聚会、校园骚乱、游行示威、"向五角大楼进军"等等。新一代人渐渐推出新的行动领袖，而他们这些始作俑者却多数陷入更深的迷惘或困境了。有的死于铁轨旁，有的流浪或蜗居，有的则陷入印度瑜珈或中国禅学而不拔了。
在美国议员的盛大酒会上，当大家都在等待着上甜饼时，一位女大学生却全身裸露端着一个整猪头进来。这就是后来的"垮掉运动"成员，但她或他们与诗人金斯堡一辈到底何干呢?金氏一拨究竟是警告这一时代将来临还是号召了这一时代的来临，这怎能分辨得清?
其实早在70年代时，金斯堡等渐已回归正统了，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可以和正统诗人霍兰得握手言欢同台唱诵了。(这位爷大抵有歌癖，同样是以唱歌开始的。)但是，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这些"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到底由谁来负责?在多数人看来，当初的"垮掉的一代"是难辞其咎的。他们通过文学对自己的刻毒暴露，不会被视作是一个患者主动献出自己器官去解剖，以让社会确诊自己的病因，找到治世的良方;而只可能永远带着自己抹上的灰影被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尽管他们自己不断陈述-"我们不是自己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内心都是美丽金色正规的向日葵"。但是谁信呢?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也并不一定拥护-假设用冷战期间的眼光来看美帝国主义的话。"垮掉派"文学似乎一向在我国都是一个少说为佳不说更好的话题。最初让我们接触到他们的不是课堂，不是教科书，不是官方读物，而是民间一些"文学青年"自费油印的册页。那是80年代早中期，当时的中国仿佛突然回到了盛唐时代，诗人成了最华贵的冠冕，同时也是最廉价的封赠。半个社会都几乎沉浸在诗中，诗歌团体风起云涌，南拳北腿啸聚如林。文革中的"地下诗人"们在那时业已功成名就跻入主流了，新的"底层诗人"又开始蠢蠢蛹动。在边缘的油印纸上"嚎叫"不停。正是这时，金斯堡以及他的"垮掉派"在遥远东方找到了异国知音，被一些青年所传抄和模仿起来。
很抱歉，当我用一些轻言浮语来形容这一时期时，我内疚至深。因为我所熟知的一些朋友正是其时的主将，而我本人也曾附骥其中。我深知，他们确是一些早慧而优秀的人，比别人更早或更敏感地觉察到了一些病痛。对"垮掉派"，绝不是肤浅的模仿，尽管"萧条异代不同时"，甚至也不同地，但人类中某些神经一定是共通的，因而一些呻吟或喊叫也必定一以贯之。
现在回眸那一时期，我内心仍觉庄严，同时也充荡了激情。一个浪漫或理想主义的时代，尽管不免种种失格之处，但总比一个毫无情志而物欲横流的时代更值得历史珍惜。正如轻身狂躁勇于进取的人生难免疏漏缺失，但相较于世故阴险则仍显可爱一样。
而今，当年活跃的那拨"民间文人"朋友，有的修成正果，可以与另一些桂冠诗人同台献艺了;有的掉面向商俨然大款了;有的流亡或倒于路上了。只有很少人还在继续默默无闻的写作。偶然聚首时，谈麻将谈生意谈女人，却绝口不提曾经津津乐道的"垮掉派文学"。当这些最先把这一流派引介到中国来的人早已遗忘这些文学时，属于主渠道的出版社倒默默地在做这些工作。前两年，漓江社和浙江文艺社分别推出了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和伯罗斯的《裸体午餐》，这些"垮掉派"的经典代表作却错过了一个可以畅销的时代，几乎无闻于市。现在，海南出版社又组织国内学人编着了一部"垮掉的一代"评传，相信这是国内首次以专着方式探讨这一流派。如何讨论是一回事，能不能讨论则是另一回事。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标志是它学会了宽容，起码学会了把文学视作文学，把学术视作学术，这样方可以心平静气地坐下来读书或站起来工作。
很显然，"垮掉的一代"已是明日黄花了，就象中国80年代的诗歌运动一样，皆为陈迹。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场奇观，一次文化的戏剧性实验。当一个世纪走到酒阑灯珊之时，文学的露面再也不会成为一代人的盛会了。那么再出这些书又具有何种意义?
哈罗德?罗森堡曾说："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止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当物欲的时尚取代了诗歌的时尚时，当"垮掉派"身体力行又同时痛苦诅咒的那些事物再现于我们这一代身边时，我们难道不可以从这样一些阅读中惊醒吗?我始终相信，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根基尚未完全失去，无论是信仰、道德或文化都有待和可以重建。而且，当一种市侩文化也裹挟着我们之中的 大多数人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冲去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些人能够站起来，对着天空说-请允许我们重新选择!
小鸡的故事
长夏无聊，跑到市郊一户农家去读书写字。其家砖房一栋，庭前有小院;院周绿树四合，极觉清幽，正是消暑胜地。
晨起即于窗下伏案，湖上风来，穿叶过林，一片沙沙之声。间或野鸟飞过，漏下一串佳音，却如天籁一般。书读到妙处，忽闻院中一阵唧唧哝哝的啼唤，仿佛吴侬软语，大异鸟鸣之激越。起视之，乃一鸡婆帅众儿女驾到。
鸡婆居中缓行，昂首挺胸，貌甚庄严。每举足必下视方落趾，生怕蹄伤弱雏;一如京剧须生出场，端端的龙行虎步。其眸炯炯，左顾右盼，似乎天生忧患，在在警惕无妄之灾之横生波澜。时而咕噜一声，并不絮叨，偶有出列者闻声即归队。观其言行，实有大将之风，仁者之德，隐然足以母仪天下也。群雏前呼后拥，欢声若雷，几似御驾南巡一般。
鸡阵之外，另有一只小鸡远远尾随，几番欲混入宝盖鸾骖的羽林军，皆被母后一嘴啄出;遂自我解嘲哼着歌谣步尘于后。此雏衣衫单薄，黄里杂黑;顾盼之间，眼神中自有一份孤独。前面大军掩杀之后，虫食皆尽，它唯轻移莲步往别处草坪觅食。偶尔抬头北望大队，啼叫两声，见无回应，便把脚下的一只小虫独享了。
饮食半饱之后，那只小鸡无伴相戏，遂自寻一沙滩午寐。鸡婆高瞻远瞩，也发现这一休闲胜境，便率众驾临。小鸡自知不敌，作高姿态礼让，仰首歌罢，独往旁一土堆小憩。适有一飞蛾超低空越境，它便腾身追捕，跳跃啄之，每每功败垂成，失之交臂;渐渐赶至沙滩领空，鸡婆忽地杀出，延颈将那蛾子叨下，掷于子女面前任全家分享;然后回头对那小鸡哼了一声，大有不屑之状。小鸡亦不计较锱铢得失，转身回营，隐隐有超然风度。
天上云聚，树间风起，一番飞沙走石之后，阵雨骤临。鸡婆张开巨翼将群雏庇佑于下，独自忍耐着风吹雨打。间有一子探头出翼察看天色，她便呵斥一声，小子即刻缩头回翼。那只孤独的小鸡在雨中奔躲，终也找到一石下暂且栖身，聊避风雨，自得其乐的用小喙梳理着自家的羽衣。未几，雨过天青，群雏又出来接受日光浴，小鸡亦然。
主人端出剩饭撒于庭前，群雏蜂拥而上，唯有那只小鸡在远处冷眼旁观。却有一鹅呷呷而来，大踏步冲入鸡阵，群雏皆惊散，旁观其母奋翅与鹅争战。鹅居高临下，长颈在肩，不免轻敌。鸡婆散开翅膀，怒发冲冠，以东洋相扑之技，围鹅打转，口里发出运气的咕咕声，仿佛内功深厚。主人见状，怕相争两伤，便将鹅赶到一边单独进餐。只有那只小鸡置身事外，荦荦不群，作凝思默想状。
鸡群正分散啄食庭中的饭粒，鸡婆亦于旁埋首捡拾些许残渣，忽有一匹黄鼠狼从阶石洞中探头出来，虎视眈眈，伺机而动。那只小鸡见此险情，遂大声疾呼，鸡婆警觉，迅即聚子于身下，进入一级战备。黄鼠狼偷袭不成，知是那小鸡报警，有心报复，立即纵身扑去，咬住小鸡一腿便欲班师回洞。主人见状，高喝一声，以碗击之，狼受惊，扔下猎物土遁而去。主人拾鸡细视，秀腿已自受伤，乃以布扎之，复投于地。小鸡死里逃生，蹒跚试步，口里嘤嘤若泣;而鸡婆恍若无睹，依旧率众儿女歌唱着远去。
我很奇怪这只小鸡的不容于众，询之于主人，主人谓――隔壁的猫偷吃了我一只小鸡，便陪来了这只。
向晚时分，我独立于小院，想起人世间这一匹小鸡的境遇，颇多世态之慨。遂作文纪之，为小鸡传。
大德无言
——记老校长刘道玉
中国的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耳。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所谓新中国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而武汉大学刘公道玉先生，则必入此选也。
先生执长武大，大抵十余年。受命于拨乱反正之际，夺职于山雨欲来之时。凡此前后受教者，约略十数万人。今日修成名流高官巨贾大材者多矣，私议闲话间言及先生，则仍必恭称“校长”，此所谓天道人心自存公论也。
自先生主校以来，武大校风学风皆为之遽变。彼时浩劫初度，左风犹炽。先生巨擘独支，打破坚冰，不拘一格，广录人材。后日名震海内之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以反革命戴罪十年，初出牢笼即应高考，各校皆不敢取。唯先生知此中委曲，斗胆招录。以后杨君去国游学，有司又百般相阻，校长亲自游说，方允成行。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
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先生素知动乱时代，误人多多，遂百般努力，在武大率先实施插班制度。九州岛怀抱利器者，起于蒿莱，风随景从。日后脱颖而出者不胜枚举，非先生之大德，诸子何以至今日。
犹记八九风波，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武大有先生，实天下学子之幸也。武大无先生，亦后世史家之哀也。先生盛年见弃于浊世，道德文章，几成绝响。今先生亦垂垂老矣，平生抱负，耿耿于胸竟不得大展于世，其先生之悲抑天下之悲乎。年中有作家班诸友发起，为先生塑铜像于珞珈，校方竟不予地。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