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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没中枪,被保镖摁进车里。黑风衣边开枪边冲向汽车,被侧面冲出的保镖击中肩膀,摁在地上。黄风衣换了把枪,又是一通乱射,人群里尖叫不断。我有点慌,一边用中文和日文大喊“趴下”,一边掏出枪瞄准黄风衣。一个站在原地尖叫的白人女子被流弹打中,倒在我旁边,血从脖子的伤口里涌出,喷在我脚上(根据史料记载,被击中的女子是美国人施耐特夫人)。
黄风衣见田中已坐进汽车,对着车扫射一阵,扔掉冲锋枪,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保险环,还没扔出,就被乱枪击倒,手榴弹掉在地上,滚进一旁逃跑的人群里。这群人全是船上下来的乘客。手榴弹哧哧冒出白烟,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呆呆地站在旁边,盯着手榴弹看。我一咬牙,猛扑过去,抓起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丢进了江里。手榴弹刚刚碰着江面,就轰的一声炸开,掀起一股水柱,旁边一艘废弃的小舢板被炸得粉碎。 1922年3月28日下午3点多,义烈团成员在上海外滩码头暗杀日本大将田中义一。图为当时韩文媒体绘制的现场复原图,两个男子是被捕的义烈团成员金益湘和吴成伦田中的汽车沿着江边大道逃跑,路旁一个电话房玻璃突然碎裂,伸出一把手枪。汽车猛地转向,子弹打在田中肩膀上。电话房门打开,一个黑色的影子闪出,追着汽车打完了枪里的子弹,丢开空枪,跑进四散的人群。这人身形挺拔,穿着黑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圆边软帽,帽子底下是卷曲的长发。
码头上警笛响起,法租界的巡捕冲进来。我装起枪,钻进人群,跟上了郑岫云。各个关口都设了卡,所有人一一问话放行,巡捕抓了四五个韩国人。郑岫云北京话上海话都能说,走得顺利。一路跟到了豫园南边的城隍庙,我在一条偏僻的巷弄里截住了她。
郑岫云摘下了帽子,额头散乱着几根头发,鼻尖上冒着汗珠。看见我,她先是一惊,马上抿嘴一笑:“金爷?真巧呢。”
我点上一根烟,说:“你的同志肯定要判死刑,你就这么走了?”
她愣了一下,又一笑,反倒放松下来:“你都知道了?”说完,伸手跟我要烟。
我递给她一根,划了根火柴。她把烟噙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却不看火,一直盯着我。她点着烟,挺直了脖子使劲吸几口,还是盯着我看:“这回放我走,以后见面,好好感谢金爷——还陪您跳舞。”
我笑了一声,说:“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你们,要不,跟我去老钟那儿避避?”
她丢下烟,突然爆发了:“我们国家都给日本人偷了,我还怕什么?看看上海有多少日本人?你们也不远了!”
我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接话。半晌,我说:“也许你有道理,但炸弹不长眼,随便杀人也算正义吗?”
郑岫云沉默了。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我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4月4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15]。”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1]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
[2]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3]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
[4]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
[5]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务。
[6]瓢把子,江湖黑话,指人的脑袋,也指帮派小头目或某区域小偷的头目。大一点的区域,还会有大瓢把子。按照规矩,在瓢把子管辖的范围内,小偷偷了东西,不能马上就卖就花,要先在瓢把子这儿保管三天。三天之内,要是失主有势力,找得急,还能物归原主;要是过三天没动静,那就能放心地花了。
[7]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
[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鲁迅也曾撰文称赞。
[9]小黄鱼,当时民间对金条的称呼。一两、二两的金条称小黄鱼,更大的金条叫大黄鱼。
[10]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六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
[11]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
[12]《外滩新新报》为上海报人钱芥尘创办,1920年创刊,1926年停刊。主要登载外滩的新闻轶事、轮渡航班时刻表、传奇故事等。
[13]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
[14]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15]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