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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韩非知道游说的难处,写的《说难》一文叙述得非常详尽,最后死在秦国,不能自我逃脱祸害。《说难》说: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是否了解情况有理由说服对方;又不是难在我的口才难以阐明我的思想;又不是难在我是否敢纵横驰骋、畅所欲言。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能够用我的话打中他。游说的对象出自追求名望高尚的,而游说者用重利去说服他,那么就会表现出气节低下而且遭遇卑贱,必定被抛弃和疏远。游说的对象出自追求重利的,而游说者用名望高尚去说服他,那么就会表现出没有诚意而且脱离实际,必定不被接受了。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是追求重利,但表面上装作追求名望高尚的,而游说者用名望高尚去服说他,那么他就会表面上接受了你,实际上却疏远了你;如果游说者用重利去说服他,那么他就会暗中采用你的意见,而公开地抛弃你。这些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事情因为保密而成功,因讲话泄密而失败。不一定是你亲自泄露它,但讲话中无意涉及那保密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危险了。权贵者有过失,如果游说者直言高论来追究他的错误,那么自身就会有危险。权贵者对游说者的恩泽尚不周遍和深厚,而游说者的言论过分真诚:如果说法可行并且有功效,那权贵者会忘记游说者的功劳;如果说法不可行并且有过失,那么就会被怀疑,这样的话你就危险了。权贵者得到计谋并且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如果游说者预先知道了这计谋,那么自身就会有危险。权贵者显然要做一件不便说出的事,却诡称要做另一件事,如果游说者知道他所作所为的真相,那么自身就会有危险。勉强权贵者去做他坚决不做的事,阻止权贵者做他不能罢休的事,游说者自身有危险。因此说:和权贵者议论大人物,他就会以为您在挑拨自己;和权贵者议论小人物,他就会以为你是在卖弄权势。和权贵者议论他所喜爱的人,那么他就会以为你是在借用他的权势;和权贵者议论他所憎恨的人,那么他就会以为你是在试探他的态度。如果游说者说话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么权贵者就会以为你不明智而屈辱你;如果夸夸其谈、引经据典,那么他就会认为说话太多、时间太长。如果就事论事,那么他就会认为你胆怯懦弱而不敢尽言;如果考虑事情面面俱到,那么他就会认为你鄙陋而且傲慢。这些都是游说的难处,不可不知道。
大凡游说的要务,在于懂得粉饰游说对象所推崇的事端,而掩盖他所憎恶的事端。他自己知道他的计谋,就不要用他的失误追究他;他自以为他的决断是勇敢的,就不要用他的敌人来激怒他;他自以为他的力量强大,就不要用他的难处来阻止他。规劝或称誉和他同一计谋同一做法的别的人或别的事,就要用言辞文饰那人那事,不要中伤了他。有和他有相同过失的,就要明确地掩饰他没有过失。当至诚之心不被违逆,至忠之言不受反驳,然后才施展你的口才和智慧。这是亲近而不被怀疑的方法,也是尽知事理的难处。等到历时已久,并且恩泽已经周到、深厚了,深远的计谋不被怀疑,互相争论也不会被论罪,就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来成就他的功业,直接了当地指明是非来美化他的形象,这样地扶助他,这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奴隶,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办法求用于他们的君上的。因此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圣人,但是起初仍不得不劳役其身,并且处世这样的卑污。那么就不是智能之士引以为耻的了。
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毁坏了他的墙壁。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墙壁,将有盗贼”,他的邻居的父亲也这样说。夜里果然丢失很多财物,他全家都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居的父亲。从前郑武公想征伐胡国,却把他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做妻。然后询问群臣说:“我想要用兵,哪一国可以征伐呢?”关其思说:“胡国可以征伐。”郑武公就杀害了关其思,说:“胡国是兄弟国家,而你说征伐它,为什么呢?”胡国的君主听到这回事,认为郑国亲近自己就不防备它。郑国人乘机袭击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所了解的情况都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严重的被杀戮,轻微的遭怀疑。这并不是知道情理的难处,处理所知道的情理可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国国君灵公的宠爱。依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君车子的人罪过可至于断足。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听说了,连夜去告诉他,弥子瑕便假托国君的命令驾着国君的车子出去看望母亲。国君听说这件事却认为他贤孝,说:“孝顺啊,因为母亲的缘故却犯了断足的罪过!”陪同国君游赏果园,弥子瑕吃到一个桃子觉得很甜,没吃完就把它奉献给国君。国君说:“爱我啊,忘记了自己的食欲而想到我!”等到弥子瑕姿色衰老因而宠爱减退时,便得罪于国君。国君说:“这个人曾经假托我的命令驾我的车,又曾经把他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本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有不同,从前被认为贤孝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就在于国君的爱憎完全改变了。因此被国君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恰当而更加亲近他;被国君憎恨时,就认为他罪有应得而更加疏远他。因此进谏游说之士不能不考察君主的爱憎态度然后再游说他。
龙作为一种动物,可以驯养、玩弄并且可以乘骑。然而它的喉头下端有倒逆的鳞片满尺长,人们如果触动它,就一定会伤害人。人君也有倒逆的鳞片,游说之士能够不触动人君倒逆的鳞片,那就差不多了。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见到《孤愤》《五蠹》这些篇章,说:“唉呀!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的书。”秦国因此急忙进攻韩国。韩王韩安开始没有任用韩非,等到危急的时候,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信任重用他。李斯、姚贾想陷害韩非,就在秦王面前诽谤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国,韩非始终会帮助韩国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长久地留着他然后才让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假借罪名依法杀掉他。”秦王认为是这样,便下令官吏惩罚韩非。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陈述情由,但不能够见到秦王。秦王后来悔悟了,派人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
申不害、韩非都著书立说,流传于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写作《说难》却不能自我摆脱游说的祸害而已。
太史公说:老子所推崇的道是虚无,便能够在无所作为之中来顺应自然的变化,因此他所写的书言辞微妙难懂。庄子离析道德,畅所欲言,但他的基本思想也是归于自然。申不害愤发自勉,致力于循名责实。韩非援引法度,切合实际,明辨是非,但它发展到极端是用法苛刻,缺少恩德。他们的思想都来源于道德,但老子的思想是最为深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