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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武术世界最早的新生力量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她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渴望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13世纪60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但最后，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宣誓成为一名佛教修女，当然，这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可谓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领导人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渴望。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13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该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和西夏时期，但是其早期发展由于史料的匮乏仍然不得而知。由于其位于中国突厥斯坦和西藏高原交界的昆仑山脉，与中原本土的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对昆仑派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成为中西方交通的枢纽所在。与此同时，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宝贵的人力资源。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神圣的三位一体（Divine Trinity in Kunlun Mountains）”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西方毒蛇”的白驼山势力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术界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东部进军，参与了中原地区对蒙古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和郭襄的交往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传说，不过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133
这一时期还目睹了华山与崆峒两个门派的崛起。此后几个世纪中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都出自华山派，但在三次“华山论剑”的时代显然还不存在。它必然创建于1259年到13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
事实上，华山派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全真教的旁支，其创始人正是王喆的弟子，“七大师”之一的郝大通。王重阳去世后，郝大通曾经在华山居住，并在当地招收了一些弟子，而华山派的武术传统，从“紫霞”和“混元”这样的内功体系就可以看出无疑是属于道家的。在张志敬的全真教主体归附于元朝之后，华山派的迅速兴起也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以郝大通的弟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抵抗派全真教修士与亲元派决裂后创立的新门派，在这过程中，必然也吸收了大批世俗的武术家和军人，使得这一门派在约半个世纪后就世俗化了。
另外我们怀疑，曾刺杀元朝阿合马丞相的王著和高和尚可能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一门派的起源已经无从得知，但其崛起的迅速大概同样要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武术势力大洗牌。
在云南，宋代的无量剑和大理天龙寺的武术势力在被元军攻破后，不久后其残余力量又重组成为了点苍派，出现了浮尘子、古松子和归藏子等著名剑术家。但这一门派的影响仅局限于云南地区。134最后要讨论的是元代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武术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术界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全真教崛起，尤其是火工头陀之乱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势力范围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悖论的是，恰恰是极度衰落的状况使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门派在12世纪以来的政权交替中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使少林寺免受了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6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政府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侵占的权益，也令全真教盛况不再。135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更加富有吸引力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所压倒。金轮仁波切和八思巴等人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汗八里宫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设法重新争取百废待兴的中国武术世界。持消极保守态度的方丈天鸣去世后，主张倒向蒙古方面的无相禅师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禅师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在襄阳会战中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136